(1)诗文小说

    瞿佑的《剪灯新话》作为明代传奇小说复苏和革新的标志，在中国小说史上掀起一股“诗文小说”的狂飘，使得“剪灯”系列成为明代小说史上的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诗文小说是明初文言小说的一大类型。孙楷第先生在对诗文小说擅变进行考辨时，认为诗文小说“凡此等文字皆演以文言，多屏入诗词。其甚者连篇累犊，触目皆是，几若以诗为骨干，而第以散文联络之者”。“要之，沿波溯源，亦唐人传奇之末流也。”。)据此，我们可以对诗文小说的面貌有一个认识，诗文小说是指文言小说中一类除了塑造人物、情节发展需要之外，大量掺杂诗文，以逞才炫技、释怀写心为目的的小说创作类型，这种类型的小说诗文比重大大增加，唐代诗化小说是其开端，在明初经瞿佑的创作而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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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佑在《剪灯新话序》中道出了自己对小说语言的认识和要求:“所惜笔路荒芜，词源浅狭，无鬼目鸿耳之论以发挥之耳。”。)他认为，小说应该内容丰富，词藻优美，动人耳目，他的《剪灯新话》“有文、有诗、有歌、有词”，涉及历史、诗歌、经典等，形成了明初时期的“诗文小说”类型。《剪灯新话》及《剪灯余话》中的七篇人鬼婚恋小说都属于这种类型。《剪灯新话·金凤钗记》中的离魂之爱，兴娘魂魄附于庆娘之上与兴哥恋爱，在世缘已尽之时，促成了兴哥与其妹妹兴的婚事，随后消失。《绿衣人传》则讲述了滕穆与前世有姻缘的绿衣女郎的爱情故事，女鬼离开后，滕生写下祭文吊唁，

  《渭塘奇遇记》则通过男女一见钟情之后，俱梦一梦，在梦中交往的方式追求爱情，其中穿插了五首诗歌。《剪灯余话》中的《田沫遇薛涛联句记》一篇，将诗文小说的特点发挥到极致，田沫与薛涛的交往以诗起，以联句得以加深，以“落花”“四时词”为题进行联句，月下联句更是洋洋洒洒五十句。《贾云华还魂记》中的诗词亦有二十多首。

    (2)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聊斋志异》的创作时说:“《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再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志怪小说借鬼神世界来宣传宗教神异，传奇小说中的人鬼婚恋故事，则主要通过曲折优美的故事来倾诉人的情感。“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则是将传奇小说所具备的综合、虚构、新奇、寄托等四大特点，以及篇幅、文词、题材、意念和审美等属性，与志怪小说的相关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志怪小说兼具传奇小说某种特质的小说技法、观念和文体。③笔者将《聊斋志异》及其访书中的人鬼婚恋故事归于此类。《聊斋志异》的访作有《萤窗异草》、《耳食录》、《淞隐漫录》、《淞滨琐话》、  《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等。

    这种类型的人鬼婚恋小说，继承和发展了唐传奇的叙述方法，在情节上委婉曲折，现实与非现实交织在一起，幻境与现实达到了统一。如《聊斋志异·湘裙》中叙述的鬼世界与人间无异，((聊斋志异·晚霞》对龙宫和人间的描写，在口常生活上相一致。((淞隐漫录·冯佩伯》中与古代女鬼跨越时间的人鬼之恋与人间的恋爱相似。在人物塑造方面，有别于六朝志怪小说粗陈直录、唐传奇重在叙人事，《聊斋志异》及其叙书刻画的人物不仅形象鲜明，而且个性突出。《聊斋志异·嘉平公子》中爱才的娟女，《吕无病》中女鬼吕无病的贤良和隐忍，《湘裙》中女鬼湘裙的情深等等。

    (3)笔记体

    除却以上两种类型的小说体式之外，还有一类明清人鬼婚恋小说在叙述上相对粗陈梗概，更接近于汉魏六朝及宋朝志怪小说的特点，笔者将这类小说归为笔记体。以《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为代表的笔记小说，具备了人物、情节、情趣三个必要因素，其中情趣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笔记体小说侧重于写实，以随笔形式写作，注重哲理和知识的传达。所以这一体式的人鬼婚恋小说文字较为简洁，以记实求怪为主，而不以寄托情怀、委曲抒情为目的。《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三》中记录的人鬼婚恋故事更像是在用科学来解释女鬼复活，作者解释了一种假死药:“盖闺中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饮之一寸，可尸吸一日，服至六寸尚可苏，至七寸乃真死。女已有婿，而私与部子钾，故磨此根使诈死，待其葬而发墓共逃也。”《子不语·庄秀才》讲述了一个女子恋上貌美男子，其死后魂魄追随男子，在男子祭拜其为妻子后，女子拜谢后消失。故事不满百字，对主人公的面貌并没有加以展开叙述，粗陈梗概，以志怪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