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丧葬习俗和丧葬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厚葬成为这一时代丧葬的最显著特点之一，西汉尤成风气。西汉人随葬之物的档次，大体与墓主身份相应。但由于时人崇尚厚葬，世俗“皆虚地上以实地下、“死厚宋，葬死弹家”，所以除了那些在人间一无所有的贫民死后也是一贫如洗，有些墓主的身份并不高但随葬品并不少。鲁中南地区中小型平民墓葬在随葬品的选择和摆放上遵循了汉代厚葬之风—玉珍、漆器、铜镜等贵重物品都被安放在靠近墓主人头部的重要位置;铁刀、铁剑、铜带钩等金属武器被安放在了墓主身侧;拥有壁完、边箱、脚箱等器物箱的墓地更是放置了人量陶器，即使穷困的墓地都会下葬零散的铜钱和少数几个陶器。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厚葬之风与两汉社会崇尚“孝道”是分不开的。《盐铁论·散不足》说道:“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③两汉统一时代，总结秦之法制教训，强调德治与教化，三纲五常的《礼记》、《孝经》等成为社会生活的理论指导，“以孝治天下”成为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治国的根本法规。追根溯源，“孝”乃儒家思想观念的核心，对“孝道”的重视与汉代立儒教为国教是分不开的。因而可以看出，灵魂不死和佛道的结合仅仅加重加大了丧葬意识，而起导向作用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为基础的道德规范。渗透到丧葬礼仪及坟墓祭祀中去的“孝”思想既强调了生命的连续性，还主张人思想上生与死观念之间的一种意识转换。与此同时，秦汉时期的传统灵魂不灭观有了较大的发展，具体体现为阴阳五行学、迷信、神仙方术等都特别盛行。例如:铜器中很多置于头部的铜镜被认为应具有方术上的辟邪驱鬼作用，汉代民间的鬼神迷信思想史非常普及，它的渊源可上溯至秦代乃至遥远的远古时期。有类似作用的还有在两汉墓葬中经常出土的钱人、式盘、白石、刚卯及雄黄等药物①。汉末又在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形成了道教，这些也都成为当时厚葬风气盛行的土壤和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鲁中南地区整体上与汉代厚葬之风呈现出一致性，但在一些特定地区，尤其偏鲁北地区，恰有相反的薄葬现象出现。例如:1960年于济南无影山十一号汉墓出土了很多精美的彩绘乐舞、杂技俑及陶鸟、陶车等明器，反映出墓主人在现实社会中应是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但墓葬中除这些明器外的随葬品仅有一个陶盘和两个陶匝，墓穴也同本区域出土的其他仅有寥寥几件随葬品的墓葬一样小而狭窄，这显然是与其富有程度相矛盾的。另外，鲁中南地区鲁中山前平原亚区北沿的淄博临淄、潍坊寿光等地，两汉时期曾是青州刺史部下齐郡  (东汉时称为齐国)的核心地区，自东周以来就是经济发达、东方最富足的地区，临淄更是当时海内闻名的商业都会司马迁曾用“齐冠带衣屡天下”、“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缓布帛鱼盐”这样的文字形容本地区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但与其现实社会呈现出的经济繁荣矛盾的是，本地区墓葬中随葬器物却明显少于同时代的鲁中南其他地区，尤其是鲁南山前平原亚区。许多小型墓葬中仅在墓底随葬有一两个陶罐、头部放置少数几个五株钱，如:临淄徐家村和国家村的西汉墓共计发掘92座墓葬，其中大多数仅随葬一个陶壶、数枚钱币，放置方式也极其简单，多直接置于墓主人脚端或散落棺外二层台上，并未设器物箱，还有很多墓葬未见随葬品出土。上述矛盾的情况，推测原因有三点:一是本地区墓葬被盗现象猖撅，导致出土随葬品残损不全;二是随着本地区经济活动频繁、工商业的发达，人们的思想观念较其他地区更加开放，追求现实经济利益、讲求实际，对“厚葬”这种追求表面、用以体现孝道和地位的事情比较轻视;三是工商业发达必然使得地主经纪高度发展，普通民众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和压榨，两级分化严重，导致很多贫民的墓葬中没有随葬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