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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传统儒家陵墓石刻礼仪制度,应该诞生于东汉开始的“上陵礼”。东汉实行陵寝制度改革的人是汉明帝刘庄,刘庄改宗庙制度实施上陵礼,其现实原因是东汉以西汉王朝法统继承者的姿态推翻王莽新政确定自己的政权。从建国开始,东汉第一代统治者光武帝刘秀沿袭西汉后期所确立的“一祖二宗四亲庙”的七庙制度,以汉高祖刘邦为太祖,汉文帝刘恒为太宗,汉武帝刘彻为世宗,后元、成、哀、平四帝为四亲。但这种尊奉西汉帝统的排系,对于东汉政权统治者来说存在一定的矛盾,因为若以汉高祖为始祖,汉元帝为第八世,光武帝刘秀(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后裔)为第九世,这样的排序光武帝以汉元帝庙为考庙,汉成帝刘赘与刘秀平辈,而哀、平两帝帝辈反而都低于光武帝。这种方法,使刘秀的直系祖先无法进入宗庙,所以到了光武帝建武三年,立亲庙锥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春陵节侯。在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发生宗庙礼仪与“四亲庙”的争议:

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言:“礼,为人援者则为之子,既事大宗(大宗,谓元帝),则降其私亲。今蹄拾高庙,陈叙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并列,以卑厕尊,不合礼意。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孙援祖,不敢私亲,故为父立庙,独群臣侍祠。臣愚谓宜除今亲庙,以则二帝旧典,愿下有司博采其议。”诏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议:“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亲庙,宣、元皇帝尊为祖父,可亲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为南顿君立皇考庙,其祭上至春陵节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亲亲之恩。”诏可。
争议的实质就是围绕宗庙中“奉君”还是“奉宗”,是情与礼冲突的具体问题。所以致堂胡氏曰:
西汉自孝成而援,三世无嗣。王莽墓时,汉柞既绝,光武扫平祸乱,奋然崛起,虽祖高祖,而帝四亲,非与哀朝尊崇藩统同事,补义未有大不可者。然一闻纯等建议,断然从之,曾无留难,章陵四祠,蔑有异等,彼何所为而然邪?寡恩之,既不闻补当年,失礼之议,又不生补援代,以是较之,宣、哀过举益明,而礼所载为人援者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岂可违而不守哉
这种情、礼矛盾到东汉明帝时,又单独为光武帝立庙,尊为世祖庙,并对宗庙制度进行改革,从西汉的岁二十五祠的宗庙祭祖方式变成墓祭祖先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还新增了一岁二次的上陵祭。比较突出的表现如汉明帝“临终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从此以后,东汉诸帝皆藏神主于世祖庙,所以至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高庙五主,世祖庙七主”,始终是西汉的高庙和东汉的世祖庙“双庙制”并行。
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所确立的“上陵之礼”,推动了汉代帝陵祭祀由陵庙祭祀为主向陵寝祭祀为主的转变。“上陵之礼”取西汉故事,合并饮酣礼、元会仪、部分宗庙祭祀礼而来。由于上陵礼的确立,东汉陵寝建筑也发生了变化,其中寝殿除了侍奉墓主灵魂日常起居生活的出所外,还成为朝拜祭祀典礼的场所,从而伴随着陵寝的地位大大提升,围绕神道的石刻开始广泛出现。
陵墓神道石刻的兴起与掌握雕刻石材的技术有关,汉代早期的画像石墓主要分布在山东境内、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部、河北南部以及以河南南阳为中心的河南西南部、湖北北部区域。1984年在山东临沂市庆云山发现的2号墓,这座画像石掉墓的年代有的可上推到西汉宣帝、元帝时期,到西汉后期画像石墓大量增加,这些地区用石材作为墓室材料可能与这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经济的发展导致工具技术水平的提高。汉代己经掌握了生铁柔化、铸铁炒钢、铸铁退火脱碳成钢的技术,钢的使用让石材作为墓室材料开始得到广泛运用,正好随着西汉后期奢葬成风、举孝廉的兴起,画像石墓大量产生,而画像石墓中所运用的图案元素为神道石刻奠定了形象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