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研究证明，人之间内在的族群差异可能存在，但不一定相应地具有重要文化差异。且在具有文化差异的人之间，也可能不具有族群边界。显然，族群和文化并没有简单地等同。这以上相关联四个要点在王开村、小义堂村两个城郊农村社区内的不同族群之间显著地存在着。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笔者在“组织观念及民俗认知”一节提及了根祖观念驱动下全国民间大范围的“寻根问祖”行动及策略。由王开村张氏家族集体讨论，张泽滨执笔，历经两年时间完成并出版《张良弼传》就是其中的一类典型行动。作者于1991年9月封笔，在王开村村民集体的集资下，次年1992年8月正式出版，仅印刷了此一版，共计5000本。就仅此一次印刷的5000册，几乎仅售予了“同宗共祖”认同下的各地张氏族人，作学习、交流之用。该传记从历史资料之中搜罗了张氏始祖张良弼的史料记载，以恰当的历史线索再现了他的一生。传记以充满感情的文字，描绘了一个希望跻身于官场之中而步步晋升的武将。作者在后记中写道:

      “张良弼是不幸的;他的仕途之路是坎坷的;他的前半生几乎一直是为维护元顺帝的阶级统治服务的:他由于处在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及其民族矛盾的双重压抑之下，所以，他有才不能正常施展，有功不能得以嘉封，……”

    可见，作为同姓同支(张金错一支)的民众，张氏集体建立了高度的族群认同。即使在当下，张氏集体内部彼此己经不再以家族而以家庭来认知对方，这一认同也促使着集体决策最后向“家族”倾斜。在作出决策之前，以张厚生三兄弟为首的集体代表在全国范围内以祠堂为主要目的，完成了多地的参观、考察，从而获得了对于相关的建筑概念及形制的具体认知。尤其是，张厚健曾为了张氏祠堂内骨灰格架的设计问题，专门前往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老山骨灰堂观摩。作为隶属于八宝山殡仪馆的大型骨灰临时寄存场所。老山骨灰堂原为张自忠纪念堂，又称忠烈祠。建国以后，更名为老山骨灰堂，用作北京市骨灰寄存。忠烈祠作为石景山区普查登记的文物，忠烈祠被改造为骨灰堂，让张厚健本人大受鼓舞。

    与之相区别的小义堂村红白理事会，作为建立在多个姓氏家族的社区之内的组织，并没有建立与张氏集体同质的族群认同。这一点显著表现在购置统一的骨灰盒的具体问题之上。对此，王宗亮①回忆道:

    “当初，我们最发愁的就是骨灰盒的定价问题。毕竟这么多家庭，众口难调。一开始，觉着资金充裕，考虑着弄好的。我们专门跑到景德镇看骨灰瓷坛，那东西好啊，就是贵。观乘着至少三五千，征地挨家补贴的钱，弄不了，又怕有人闹意见。最后，会里大笔一挥，统一换物美价康的……”

    受限于普遍使用的平民价，原本己经前往景德镇预订了骨灰瓷的测算了骨灰盒、骨灰瓷的尺寸及价格。经过商讨，大家决定放弃了精美却更占空间的骨灰瓷，而选择了具有棺材形制的骨灰棺。一方面，地下骨灰堂格架空间与骨灰盒尺寸和规格、集体观念之间要相互匹配。可订购的骨灰格位架要与骨灰盒占的空间相对应，同时，前者又要满足“五代”观念的建构。另一方面，集体对于棺材形制的审美偏好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