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乌江流域的沿河县城附近，锦江流域的岩研都曾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说，尽管新石器时代有了灵魂观念，人们已开始实行墓葬，很多部落都有了自己的集体墓地，但是，黔东迄今并没有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遗址。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石器时代之后的青铜时代，即历史上的夏商周时期，黔东的丧葬习俗已深受巴文化的影响，在松桃的云落屯和铜仁的牟家坡都发现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悬棺葬。但也有人认为，这两处的悬棺葬为两汉时期“五溪蛮”(后来为吃佬族)的一支所留下。根据是:田汝成在《行边记闻》中说:“佗佬族硷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岩隙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盖。”唐代张赌在《朝野金事》卷十中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踏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以葬之……”In记载本身没错，但就此论定云落屯悬棺葬和牟家坡悬棺葬属于五溪蛮所留下，笔者认为证据不足。-

    其一，《思州府志》载:“亲死，剖木以硷，置诸崇崖峭壁间，不施蔽盖。”又载:“蔡苗死夫，必以妇殉。”显然这里讲述的是思州府境内曾有悬棺葬和妇殉的习俗，而今黔东地境当时有部分属于思州管辖或与其邻近，民风民俗难免要受其影响。此外，志载表明其地还有妇殉的习俗。人殉人牲主要盛1T于奴隶社会时期，汉代几乎不实行此制，.取而代之的是陶俑。“剖木以硷”说明其棺材用大块木料刻制而成，而云落屯出土的船棺和风箱棺均以整木剖制。云落屯“风箱棺”虽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西晋，但“船棺”的年代却无法鉴证，这说明船棺与风箱棺的年代并非一致，且表明这里的悬棺曾流行过一段时间，而不是只是一个时代留下的产物，不过可能有的棺材已随着岁月的流失而不复存在。

    其二，徐中舒先生在《论巴楚文化》中说到:“船棺葬出现于巴县冬笋坝和昭化，从地域上看，这些地方在秦灭蜀前，就是巴族聚居地，或与巴}E}密切联系的直侯封地，……，船棺葬随葬铜器上的虎纹和王字，完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据此可推断，巴人所生活的地区曾非常流行船棺葬。而巴人的活动区域与今天的黔东又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华阳国志·巴志》日:“其地东至鱼复，西至英道，北接汉中，南接黔涪。黔涪即“巴黔中之地”，今乌江流域下游一带(今沿河部分地境应属其内)。巴的历史悠久.《竹书纪年》卷上载:“(夏)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枝讼.”Isl.说明夏代已同“巴”发生了关系。殷商也曾派兵讨伐“巴方”。《殷契粹编》1230页载:“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址岳伐巴方。”据考证，“巴方”在西南，西连巴蜀。从这里可以看出，巴文化较早、较深地影响到了周边毗邻地区，以致于对殷商的统治产生威胁才使其派兵讨伐。

    其三，《左传·昭九年》云:“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日:‘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淮、楚、邓，吾南土也。’”说明“巴”、K”当时已相杂于王徽之南土，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而“激17人为忆佬族的祖先。后人记载的讫佬族有悬棺习俗应该与这一段历史事件有很大关系。根据张雄的推断，巴、浪、楚、邓并称“南土”，当在泛丈、汉之间，实即后来秦汉时期的南阳郡、南郡及巴郡所辖之地(包括今黔东部分地境)。在此，很容易单一地误认为黔东的悬棺葬与五溪蛮有关，实则他佬族的祖先“淮”人与“巴”人早就实现了民族的融合，也包括民族丧葬习俗的融合。

    商周时期的先人主要居住在大江大河流域，在江湖边的悬崖峭壁实现悬棺葬，其中应包含自然祟拜的观念。毕竟很多年前，先人的祖先们是沿着江河而上寻找到栖息之地。春秋战国时期乌江古纤道的开凿，应该可以验证这一点。自从古纤道开凿后，人们的生活用品就几乎都从水路运往.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水路为当时交通主道。先人们把长辈的尸骨作悬棺葬，当有一种祈求先灵回归故土的美好愿望，或者祈求先灵能够保佑后代。

    除悬棺葬之外，当时江域之外的很多地区还是较为普遍地实行土葬。当然这个时期的土葬制度还处于萌芽期，丧礼的成分应该大于葬礼，特别是对坟家的要求不是很高。因而对这个时期的墓葬，黔东地区还没有考古发现可以说明。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和先民们对墓葬技术的不重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尸骨早已腐烂，他们坟墓的印迹早已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