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开始，有思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西方基督教“自山、平等、博爱”等先进思想、文化理论带回国内传播开来。因此，在五四启蒙思想和西方文化熏陶之下的石评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对“情感麻木”的中国人精神方而产生的巨大强心作用。五四落潮后，同大多数青年觉醒者一样，石评梅亦感染着苦闷仿徨的“时代病”，在反叛传统与改变自身的矛后中挣扎而小得救的她，开始从宗教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我以前也是一个轻蔑基督教的一个叛徒，然而现在我虽未正式受洗作上帝的门徒，小过我心里除了母亲外，已有了上帝的位置”。她开始阪依基督教是为了山此出发“去发现自己”，找寻存在的价值，用上帝的意志去开辟道路，从而获得理性生命的再生。然而，内心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使得她小可能成为一个完完全全从内心深处虔诚基督的教徒，基督教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心灵安慰的工具。

    与有妇之夫的初恋是石评梅心头挥之小去的一个“梦魔”，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更多地体现在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她深感“字宙是一大骗局”，“世界原来是罪恶之数”(《寄海滨故人》)，她以“独身主义”作为保护自己的外衣，拒绝了高君字的爱，以至于等到爱人去世之后才追悔莫及。对自己初恋所托非人的悔恨，对君字的内疚之情，使得她总是在忏悔与哀艳之中行文。在《惠娟的一封信》中她嘶喊道:“天啊!让我隐没于山林吧!让我独居于海滨吧!我小能再游于这扰攘的人寰了”，“我可以释去此生罪决，很清洁光明的去见上帝”。在她的创作中，忏悔意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灵魂的拷问与自我更新的渴望，在《墓畔哀歌》中，“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林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我祷告，就是空幻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这是君字死后评梅的血泪凝结之作，此时的评梅从未如此痛恨自己的懦弱与胆小，多么想再见君字一而，可是就连梦中都小曾触摸到他的影子，她折服于基督教文化的忏悔意识，希望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