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末年以来，各地诸侯为争夺城池和人口相继讨伐和厮杀，这使得两汉帝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的灭顶之灾，帝陵悉数被盗掘，使得曹魏统治者下定决心推行薄葬制度。同时也放弃了秦、西汉所实行的高大封土为陵的制度，采取东汉迁都以来的背山面水的选址模式。因此，魏晋南北朝“背山面水”的半开放式帝陵模式是源自于东汉。相对于统一时期而言，其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都处在一个相对衰落的阶段，所以帝陵制度也就无法体现出其大一统时期的高度一致性。魏晋南北朝和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及辽、夏、金便是继统一之后的两个分裂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帝陵制度和选址思想具有明显的地域民族特色，同时又体现出被中原汉文化交流、吸收和同化的特点。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东汉十二座帝陵处献帝在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修武县方庄镇东)外，其余十一座帝陵均位于都城洛阳北侧。洛阳地处今河南省西部，黄河中游南岸，南侧毗邻邝山，本身处于黄土高原的东部边缘。其地形为邝山北麓与黄河南岸缓坡交接地带，曾经为黄河故道的河床，有较为深厚的黄土层，在这个临山的河床盆地之内，伊河、洛河、涯河、涧河纵横蜿蜒流过，为修建陵墓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后汉书》记载汉明帝选择陵址时说:“昔曾、阂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掉。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态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可以看出，明帝的初衷也是为实行薄葬。加上这里为洛河河床的二级原地，南临万安山，地势渐高，土层深厚。其地理位置与北宋巩义帝陵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此东汉在陵址选择仍然将土层深厚和地下水位较深作为重要的因素，在继承西汉封土陵制度的同时选择在临山处而体现帝王陵墓的高大。

    自曹魏文帝曹王开始，极力提倡薄葬，将东汉以来临山而建的封土陵进一步向山麓逼近，5座帝陵均位于邝山一带，文帝首阳陵依山而建，也是为避免后世盗陵之风。后来的西晋和北魏政权也相继将帝陵葬于邝山山峰林立之中。

    追寻其山脉渊源，邝山属于晴山的支脉，高于黄河、洛水约150米，地势开阔而较为平坦。从洛阳的孟津开始，到巩义县洛河交汇处，山势长100多公里，虽然没有篙山那样巍巍高大，但却崎岖蜿蜒，恰好属于“龙脉”中干的结穴之处，也被风水家称为风水上佳之地，因而素有“生在苏杭，葬在邝山”的赞赏。从现在邝山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构造来看，邝山山麓与河流南岸埋藏有深达5---15米土层，上质粘性、致密度均较高，水分下渗率较高，也最为适合安置陵穴。

    东汉邝山陵区“依山为陵”的思想必然会受到东汉思想的影响，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回归自然，或许对于帝陵由高敞开阔的开放式向与自然融合、回归自然的半开放式转变有一定的影响。而两晋之这种与自然相融合、协调的思想更被人们接受，正如郭璞《葬书》所讲的风水主张，反映在陵墓选址上，则是更加强调陵墓与山川形势的协调与融合。因此，可以说邝山的帝王陵墓直接启发了以东汉道教为思想信仰的风水理论，也成为后世风水师心目中的吉壤境地。

    东吴、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等六朝陵墓在长江中下游建康或者丹阳。宋、陈帝陵集中在今南京的东北郊，南京西善桥宫山下的宋孝武帝景宁陵，位于南京市郭家山的宋明帝刘或的高宁陵，南京市江宁县上仿镇石马街的陈武帝万安陵，江宁县麒麟门北灵山的陈文帝永宁陵，以及南京西善桥油坊村的陈宣帝显宁陵。还有位于江苏丹阳的齐、梁陵，在县城东北部的建山、胡桥镇一带。这些陵墓基本都位于山冲或者山腰之处，即依靠高山，面朝河流，两侧多有低矮的小山围合，大致形成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半封闭式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