踞食之辩中，范伯伦最为出力，其与各方的争辩甚多。史载，其首先与慧义有书信来往，其次和道生、慧观亦有通信。

    范泰(355-428)，字伯伦，顺阳山阴(今湖北光化西北)人，生于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五年。人宋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晚年捐钱建了抵沮寺。范伯伦之所以与王司徒通信论踞食，是因为王司徒即王弘，王导(名门士族，其弟王衍累任至司空、司徒、太尉等职)之子，任司徒之职(古代官职，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他在《与王司徒诸人书论道人踞食》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一，“今之沙门坐有二法。昔之抵沮似当不然。据今外国，言语不同，用舍亦异。圣人随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变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国不宜有二。一堂宁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见。自是非彼。不寻制作之意。唯以雷同为美。”现在的沙门，坐姿有两种，而当年抵垣寺则不是这样，现在其他国家语言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圣人依据世俗情况nu定教法，因地施教。今天又何必苦苦坚守其制度。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容得下二法?而今各自坚守偏见，不追寻当年制定此法的目的，仅仅以雷同为美。“不求鱼兔之实。竞攻荃蹄之末。此风不革难乎取道。“树王六年。以致正觉。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结加跌坐。不偏踞也。坐禅取定义不夷侯。”当年释迎牟尼悟道时，皆以枷跌坐为定，未见用偏踞之姿。其二，踞食的目的在于追求不食饱，这是一个地方的教法，并不是天下的通则。“踞食之美在乎食不求饱。此皆一国偏法。非天下通制。”其三，“释公往在襄阳。偏法已来。思而不变。当有其旨。是以投锡乘车。义存同众。近禅师道场天会。亦方其坐。”当年道安法师知晓偏坐(踞坐)之法，却没有实行，肯定有他的道理，近来的禅师，也大多是方坐的，无踞坐之行。最后，范伯伦期望“礼以和贵，僧法尚同”，“望今集一食之同”。

    踞食之辩，慧义一方并未如范伯伦所期望的进行争辩，不过慧义还是回了范伯伦一封信，其信内容大致如此:“夫沙门之法。政应谨守经律。以信顺为本。若欲违经反律师心自是。此则大法之深患。秽道之首也。如来制戒有开有闭。开则行之无疑。闭则莫之敢犯。”沙门教法，应该谨守经律，虔诚信奉，违反经律，则是败法的首要表现，如来制定的戒律，有开缘有紧闭，如果开缘则可以行之无疑虑，禁止的则绝对不能去违反。“范檀越欲令此众改偏从方。求不异之和。虽贪和之为美。然和不以道。则是求同非求和也。”范施主想要使僧众改变偏食而从方食，此乃求同非求和。“既无经律为证。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实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戒律为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说偏食法凡八议。若元无偏食之制。则无二百五干矣。云食不得置于床上。所弃之食置于右足边。又云。不得悬足累胫。此岂非偏食之明证哉。”此做法，无经律之根据，想要改动佛制，非小事。抵沮寺受持僧戒律由来已久，律上有明文戒条，如果没有偏食八法，则可以说没有二百五十戒。其云，食物不放置在床上，不吃的放在右足边。又说，不得悬足叠腿，这难道不是偏食的证明吗?最后，慧义感慨，“戒律是沙门之秘法，自非国主不得预闻”，但“佛法通塞继诸檀越，通则共获护法之功，塞必相与有灭法之罪”，故“甘受宣戒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