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传播受诸多因素影响。作为外来宗教的景教，其传播在武则天和唐武宗时期曾遭受两次大的挫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记载:“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借《易经·大壮卦》中“小人用壮，君子用周”之典故，主要表明武则天时期曾因佛教一时兴起致使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受挫。

    高宗废王立武为后曾遭遇托孤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诸多大臣的反对，显庆末年高宗患风眩症，将朝廷政务交由武后处理，更是遭到朝堂的反对。弘道元年(683)，高宗驾崩，武后为皇太后，唐中宗和睿宗皆因不能担当国家重任被废，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这一行为在朝堂乃至大唐引起极大轰动，受到极大阻挠。徐敬业率先反对，骆宾王一纸《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聚集群众达数万。在巨大的压力下，武则天迫切需要找到可以支撑自己称帝的舆论基础，先是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上面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其称帝，但这终究不能说服大众，还需要找到更具影响力的依据。由于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崇佛，武则天对佛教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便借助佛教教义《大云经》作为舆论基础为称帝造势。《旧唐书·则天皇后》载:“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武则天称帝后，尊礼高僧，大兴伽蓝，奖译群经，掀起崇佛高潮，甚至在天授二年(691)四月二日，“救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将老子“玄元皇帝”的尊号降为“老君”。在这样的背景下，武则天称帝成为佛教传播兴起的政治依托，而景教在中国传播所依赖的政治依托被削弱，景教传播陷人低谷。

    武则天以佛教教义作为自己称帝的舆论基础，大兴佛教，景教的传播受阻。后经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和唐德宗几位统治者的再次推崇，尤其是唐玄宗时期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又一次掀起高潮。但唐武宗灭佛后，景教作为外国异教被禁止，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救:“徐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今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大秦穆护和袄僧还俗者达2000余人。关于包括景教在内的外国宗教，中书奏:“……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景教亦被遣还本国，景教在大唐的传播至此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