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布大半个中国、兴盛了三百余年的汉画像石，为什么突然衰落了呢?笔者以为是社会、政治、经济、丧葬风俗、民间艺术趣味等诸多因素互生互动，综合起作用造成的。
第一，厚葬风气的消亡是画像石艺术衰落的直接原因之一。汉代推崇的“孝高于忠”的思想，使得汉代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以“孝”为至上，这种思想直接导致汉代官员选拔制度的特殊性。汉代选拔官员实行“察举制”，要想做官就要“孝廉”，才能被“察举”，标榜自己孝举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厚葬，来得快又出效果。因此为博取孝的美名，露在地面之上的祠堂画像石和画像石圈就雕刻得更加精美。其实，一种制度设计，如果过分依赖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主观性，势难长久运行良好，一定会引出诸多社会问题。汉代察举制度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察举本意是发现真才，日久却慢慢变成地方长官的一项特权。汉代的察举，缺乏硬性的客观标准，最终慢慢背离了其宗旨，成了作秀。举孝廉、举贤良，导致了整个社会在丧葬上竞奢的风气，有人因此负债累累，甚至家荡产。凡事做得太过火往往会走向尽头，越来越精美的墓葬使人们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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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画像石墓繁多的山东、江苏、河南成了豪强军阀争斗的主战场，此地的士民为逃避战乱被迫迁徙远方陌生之地，当时大规模的迁徙就有五次。迫于军阀掠夺人口的压力，士民被动迁徙多，主动迁徙少，而且往往是举家、举族的频繁迁徙。社会不稳定，经济也受影响，人们对豪华墓葬的承受力不如从前，这是画像石艺术衰落的直接原因之一。同时，厚葬的风气不可能那么快就消退，经济的有限与厚葬风气联合夹击，造成了一个很可笑的后果，那就是，很多人把过去的墓葬里的画像石拆下来盖今天的墓。盗墓者对画像石的反复使用，严重衷读了画像石用于祖先墓葬的虔诚情感，使人们对画像石墓主死后升仙的一系列信仰失去信心，这对画像石的发展绝对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豪强大胆逾越传统的墓葬制式，甚至动用私兵建造和护卫墓地，使包括葬俗在内的传统礼俗制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发生动摇;也造成画像石艺术渐显颓势，过去的神圣都被现实袭读得一塌糊涂，谁还会去尊重它?弄那么多精美的石刻又有什么用?豪强富贵者也不再以画像石墓去标榜自己的孝道，那已被人们看做是沽名钓誉、自欺欺人的行为了。
第二，画像石艺术的衰退与当时艺术母题的变化和画像石自身的发展局限性有关。墓室雕刻装饰本来就是丧葬习俗的伴生物，是一种依附性的艺术样式。由于汉画像石的艺术母题数量有限，并被严格限制在固定模式之中，久而久之就很难激起人们的情亢奋。汉画像石的题材，早期多为对现实的如实描绘，中期加人了大量的神话内容，到了晚期，强烈的迷信色彩使画像石的表现方法出现了严重的程式化倾向:画面内容繁多，极力铺陈，越满越好，怕留空隙。比如山东滕州出土的一些画像石及沂南画像石有过多的战争场面，武氏祠连环画式的历史道德说教，等等，这些都已经大大超出了画像石艺术所能承载的范围。另外，画像石上的人和动物多为侧面图像，虽说这样便于表现人和动物的动势，但毕竟不能细微地刻画人的面目表情，不能表现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了的人的内心世界。汉画重骨法、略神气，士人的精英艺术，高扬的是精神独立自由的审美价值，而被神学化浸染透顶的晚期画像石充满了道德说教，它已不再是仁爱孝道的真诚表白，其高昂的费用穷人更是不敢奢望，烦琐枯燥的形式也丧失了原初的鲜活性，最后必然导致它的衰落。
第三，从时代的核心艺术变换的角度来看，汉代核心艺术与其前后期的核心艺术相比，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并显现出时代精神的转换。青铜器艺术是商周时代的核心艺术，它隶属于贵族文化，是尊鬼、重神的殷商文化和宗法礼治的西周文化真正得以实现的媒介物，可以说没有青铜礼器就没有商周贵族文化。汉画像石作为汉代的核心艺术，它隶属于民间文化，是人们追求得道升仙，兴厚葬、举孝廉的产物。青铜器和汉画像石都与祭祀活动有关，都是祖先崇拜的产物，只不过一个是庙堂祭祀用物，另一个是墓葬用物。魏晋南北朝的造型艺术的中心则是绘画和石窟艺术，它们分属于士人的精英文化和外来的佛教文化，对祖先崇拜意识产生了极大冲击。士人的精英文化所崇尚的不再是传统的名教经典，而是远离庙堂的自然和个人的精神自由;信佛者着迷的是人人行善均可得的因果报应。上述三个时代的中心艺变换，既是时代精神转换的产物，也是艺术不断分化的演进过程，即从器物造型到平面雕刻，再到纯绘画和立体雕塑的诞生。画像石作为混合型艺术，终于被细分的艺术种类—纯绘画和立体雕塑所代替。
最后，汉画像石作为一种社会风尚和习俗，其衰退与东汉以后的社会心理变化有直接的关系。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和外戚跋启，使得士人通过传经、注经而走上仕途的道路已被堵死，他们逐渐疏远了政治，并对儒家理想产生了幻灭感。他们不再积极进取、建功立业，而是纷纷争当超群脱俗的隐士，即从偏于政治的“庙廊文化”转向偏于审美的“山林文化”。隐逸之风的高涨，一方面带来了审美意识的觉醒，从而推动了山水诗、画的兴起;另一方面，热衷于研究偏重个体人生价值的哲学—玄学。汉代士人阶层很少有搞画像石墓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同时，汉明帝时佛教东传，外来的佛教文化对传统中国的祖先崇拜意识产生了极大冲击。佛教要求人们出家，实际上是把宗教信仰的意义放到了世俗亲情之上，佛陀离家去国，象征着家和国不能与追求超越、自由和永恒的宗教理想和情感相比。在中国，这是抛弃家庭与国家的不负责的行为。这种新宗教进入中国，被作为精英分子的士人阶层接受，然后进人宫廷、皇室，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进而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不可能不对“敬祖”的画像石艺术产生冲击。魏晋以来，很多人的《临终遗令》大多要求“务从简俭”。南北朝亦如是。汉画像石作为民间艺术形象，长期脱离权力文化的支持，也没有精英文化在权力文化和民间文化两者之间做必要的调和，那么就很容易导致类型化或娱乐化的倾向，从而丧失原初的鲜活性，失去社会形象本应有的主导地位。最终失去其服务对象的支持，走向没落。
所以，随着东汉王朝的覆灭，汉画像石艺术也就迅速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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