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葬作为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很深的一种丧葬习俗，在藏族社会比较普遍，很多地区在习俗上也大同小异。但是，由于自然地理方面的原因，山岩的天葬与其它地区在形式上有较大的区别。我们分析这种差异时，需要着重从戈巴文化来考虑。

                            上海公墓,浦东公墓,华南陵园,

      山岩天葬在仪式上与其它地区类似，渗透着佛教思想。而最显著的一点是天葬师的角色与众不同。在拉萨周边，有天葬师这一专门的职业，他们在天葬中负责肢解尸体，并获取一定的报酬。在解放前，天葬师的地位非常低下，是属于不可接触阶层，除了人们办丧事的时候找到他们外，平日里，天葬师以及他们的家属被外界孤立，不准与周围人往来，他们的子女的婚嫁也只能在一些“低下”的职业圈子中，如屠夫等。在青海等牧区，当地的天葬是把尸体置于山上，等待秃鹜来食，因而没有天葬师这类从业人员。

    在山岩，佛教在丧葬中的地位非常突出，与其它地区类似。由喇嘛念经超度，清洗净化尸体，并用刀子在死者背上划“X”。肢解工作则由戈巴成员来做，一般由四、五个青年人参与，他们不是死者的直系亲属，但都是同一戈巴的成员，整个过程中，喇嘛则在一边念经。

    尸体处置不是由职业的天葬师或喇嘛，而是由其晚辈(远房血亲)来操作，非常奇特。但是，类似的现象在民族学、民俗学中也存在。在国外的一些部落中甚至表现得更为“夸张”。如，一些原始氏族的吃人习俗，当年老的长辈死亡后，其晚辈成员会聚起来每人吃一块尸肉。弗洛伊德借用弗雷泽关于巫术的“类同性”特点，解释该习惯较高层次的动机是通过吃的行为与某人身体的某些部分结合，同时可以得到他所具有的品质。笔者认为，用弗氏的这一理论来解释山岩天葬的这种方式，也比较合理。在解放前，戈巴间频繁的争斗中，为了本戈巴的利益，冲锋陷阵，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这是最为荣耀的事情，受到戈巴上下的敬仰。因此，人们对这些战死“沙场”的“勇士”多采用天葬的方式。“天葬师”为本戈巴的成员，他们在天葬场使用自己佩带的刀子，肢解这些“勇士”的尸体，也是希望他的勇气与勇敢能够传到自己戈巴成员的身上。这一习俗以后逐渐演化到对戈巴内病亡的老人的天葬上，同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吸取死者身体中的优良品质。因此天葬中也深深打上了戈巴文化的烙印。

    此外，天葬中本戈巴的成年男性成员都会参加死者的葬礼仪式。死者的儿子等直系亲属虽然不出现在尸体近旁—以免引起他们的伤心，但是，他们仍然在附近的山披上做一些后勤活动，如煮茶等。葬礼是人生的一大“过路礼”。人类学家关于葬礼、丧葬仪式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如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就认为，丧葬仪式及宗教信仰活动可以对死者的亲属悲伤的情绪加以调剂，而使社会避免陷入瓦解的状态。山岩社会戈巴成员参加的天葬仪式，无疑是一次调节内部伤感情绪，重塑内部团结的活动。天葬给戈巴组织带来的不仅仅是内部成员减少了一个，更是人们创造了一种相互间安慰，互助，团结奋进的氛围。

    天葬，一方面体现了男性在戈巴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对妇女的特殊处理(死者)与限制，更显现出女性地位的谦卑。在天葬场上对女性死者的处理，在一些方面与男性大不相同。向秋喇嘛介绍说，在天葬台，男性死者呈俯卧姿势，脸部朝下;而女性，则相反，仰身，面朝上。虽然是姿势上的区别，也体现了该社会性别的地位差异。

    在天葬中，妇女是绝不能送葬的，这在山岩的水葬、土葬、火葬等其它葬法中也有类似的禁忌，在其它藏族地区的丧葬也不例外。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人们更多的是从佛教层面作出解释:妇女地位地下，身体上带有不洁之气，不能进入神圣的葬礼仪式场所，否则对死者的转世会带来不利。山岩人对此的解释也非常雷同。倘若，走出山岩，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解释该现象，我们会发现，这其实也是当地传统的戈巴文化在起作用。戈巴组织中，重男轻女的倾向更加明显。女性无法获得组织内的继存权，不能参与戈巴举行的重大活动。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女性在戈巴组织中被排除在戈巴成员之外的，她们虽生于斯，嫁于斯，在戈巴组织中生产、生活，但仍是一个“非戈巴”成员。在天葬仪式上，她们自然不会被允许参与这一核心仪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