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宗室，秦藩享受着宗藩所具有的特权，朝廷给予的赏赐与例银丰厚，这样的经济优势是秦藩成员大量修建佛寺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其宗教布施、表达宗教感情的保证。

    严格的“藩禁”政策使得宗藩成员无法在政治、军事舞台上施展才华，不得习四民之业又使这一群体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加之朝廷对藩国的防范，为避免猜疑应是秦藩成员尤其是亲王们热心佛老的另一原因。第一代秦王桃曾任大宗正，并有战功，但是死后却因“不良于德”而溢“憨;，本身与秦憨王个人张扬犯错有关，但父子间情谊如此，不免让人猜想其中的嫌隙。“靖难”以后为严加限制秦藩，成祖屡屡苛责隐王尚炳，永乐九年尚炳因未曾出迎使者而受警告，后惊惧不已，不得不前往南京谢罪。宣德四年康王不得不“辞三护卫”，此后秦藩因宗室或王府家人而被责难，身处其间的秦藩成员通过宗教以寻求精神支撑，并达到避嫌的目的也是可以解释的。然而即便热心佛教，也难免犯错。秦隐王尚炳令“僧人修斋资荐考姚”而受到了明成祖的责难和告诫:“既于礼有违且尔于冥冥之中亦不自安，况憨烈之溢果朝廷所赐乎抑尔自加之乎?尔年少寡学未谙大体，此必俗学腐儒所为陷尔于僧妄，而尔不能察也。自今但据实书之庶不贻讥有识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