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为相传成一统。传统墓葬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丧葬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复合型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自我国推行殡葬改革以来，国家倡导办丧过程简化，促使一些繁杂的殡葬习俗在城镇内消失。近些年，政府逐渐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墓葬文化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在其中。经调查发现，在国内较大的墓园中，出现了很多突出人文特点的安葬形式和墓园规划设计，但文化含量比较低，很少能体现中国传统墓葬文化的亮点，甚至有些设计照搬国外的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现阶段对墓葬传统文化的深入剖析不够，传承和发展不足。

                                                     上海公墓,华南公墓,华南陵园,

    “研今必习古，无古不成今”。中国墓葬文化源远流长，浩瀚纷繁，特别是大量的墓地遗存，己成为不同时期墓葬文化特质的历史见证，体现着主流价值观的变迁。因此，科学地总结我国传统墓葬文化内涵，尊重中国墓葬文化传统，弘扬主流价值观，因势利导，推陈出新，更好地推动中国殡葬改革持续深入发展。

   入土为安，以山为家

   何以入土为安

    在中国历史上，农耕生产依赖土地，农耕民族对土地的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

《易·离》:“百谷草木丽乎土。”中国自古有“皇天后土”的说法，《易传·说卦传》中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主宰大地山川的后土神(俗称“地母娘娘”)是相对于主宰天界的玉皇大帝，是尊贵的神，司阴阳，掌万物。《管子·水地篇》中进一步说:“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莞也。”先民将女性生殖后代和大地也孕育万物两者等量齐观，并创立了女娟用黄土造人的神话。

    出于“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的。有谓“万物不能越土而生，人亦万物中一物’，，孔子曰:“为人下者，其犹土乎!种之则五谷生焉，掘之则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兽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即“生于自然，归于自然”。中国古代思想家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作为构成宇宙的元素，“人由五土而生，气之用也;气息而死，必归葬五土，返本还原之道也”，故“葬者，乃五行之返本还原，归根复命，而教化之达变也”。

    “入土为安”中，一方面“安”为安全。遗体入土安葬后回归璞真。坚实细腻干燥的土壤为尸骨的保存提供良好的状况，古代帝王修筑山陵也是土厚高燥，以求永垂不朽。另一方面，“安”为理符心安。把死者及时下葬，让死者融入华夏大地，千秋永存，让生者在精神上得到安适满足。

   古代墓葬的类型

    葬，《说文解字》中注:“葬，藏也。从死在舞中;一其中，所以蒲之。《易》曰: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指人死后盖上蔫席埋葬在丛草中。本义为人死后用草席覆盖埋葬，后用棺木埋入土中。中国土葬讲究深“藏”于地下，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时代中期开始出现棺撑，到汉代出现砖(石)室墓、崖墓等，再到魏晋南北朝的潜葬等等，均“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贫民即便是没有棺撑，也要覆裹草席下葬。

    古时凡葬不堆土植树者谓之墓，今通称坟墓。墓，《说文解字》中注:“墓，丘也。从土莫声”。“莫(咖)，日且冥也，从日在舞中”，意为夕阳西下，日在草丛之中。“莫”与“土”联合起来表示“在黄昏时刻下葬”，死者此时下葬，与太阳一起隐没，故墓葬不垒坟包。立在墓前，刻载死者生平，表扬其功德的石碑为墓表。《碑版广例》卷九:“墓表与神道碑异名同物，故墓表之有铭者亦多。”后把刻在墓表上的文字列为文体之一。宋欧阳修有《咙冈吁表》，即属此类。墓室，是指坟墓中放棺掉的地方。墓志指放在墓中刻有死者姓名、籍贯和生平的石刻，可以作为历史资料，补史书的不足。此外，有的在砖上写或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贯、卒年等，也属于墓志范围。墓志铭，是文体名，包括志和铭两部分。志多用散文撰写，叙死者姓氏、籍贯、生平等。铭则用韵文统括全篇，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或安慰之词。

    筑土为坟，穴地为墓，通称“坟墓”。境(坟)，《说文解字》中注:“境，墓也。从土责声。”其中责，饰也，从贝卉声)在此读fen音，通坟，高起来之意。“土”与“责”联合起来表示“冲天而起的墓”，实为象山之意。《礼记·檀弓上》:“古也墓而不坟。”郑玄注:“土之高者曰坟”。

    家(缘)，《尔雅》:“家，大也”，《说文解字》:“家，高境也。”《周礼·春官·序官》:“家人”郑玄注:“家，封土为丘陵，象家而为之。”贾公彦疏:“按《尔雅》，山顶曰家，故云象家而为之。”衣冠家，指葬有死者的衣冠等物品，而并未葬有死者遗体的墓葬。如杨贵妃墓是衣冠家，马鬼兵变，杨贵妃在佛殿前的梨树上自绕时，遗下了一只靴子和袜子，尸体未被找到，宫监将其遗物郑重埋葬，因此为衣冠家。王文简路过马鬼留下“怨粉愁香委路歧，只有罗袜使人悲”的诗句。孙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时，灵枢暂膺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后金刚宝座塔中，1929年移葬南京，衣冠则葬于香山碧云寺，此亦为衣冠家衣冠家是一类以物代人，象征性的墓葬。还有一些墓，连衣冠也没有，纯属象征性的墓葬，如黄帝陵墓。《汉书·郊祀志上》:“上(汉武帝)曰:‘吾闻黄帝不死，有家，何也?’或对曰:‘黄帝以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鸳鸯家，取自《蝶归楼传奇》，大致情节:明时，谢招郎与王五姐相爱订婚。招郎不敢告知母亲，请姐姐代陈。王五姐不得消息而成疾，托人传书被谢母知，谢母责子并将其锁禁。招郎逃。五姐骤见，伤坳而亡。招郎碰壁殉情。二人合葬，世称“鸳鸯家”。

    陵，《诗·小雅·天保》:“如冈如陵。”陵为大土山，原是山陵，从战国中期起，君王的坟墓夯筑得“高大若山”，便称“陵”了。《水经注·渭水》:“秦名天子家曰山，汉曰陵，故通山陵矣。”公元前三三五年赵肃侯“起寿陵”(《史记·赵世家)))是我国历史上君王坟墓称“陵”的最早记载is。山陵高固，比喻诸侯、帝王。山陵崩，比喻诸侯、帝王死亡。陵寝，指帝王的陵墓寝庙。陵园，《风俗通义》卷十“陵”条说:

“陵有天生自然者(’’生”原作“性”，从《水经·渭水注》引改正)，今王公坟垄，各称陵也”，本指帝王或诸侯的墓地，现泛指以陵墓为主的园林，如烈士陵园。

    中华葬礼从客观归结为“崇敬山灵”，坟、家、陵皆为不同尺度的山体，但求入土为安、坚固而不朽

  远取诸物，近取诸身

    山地系统构成了中国地貌的骨架，江河湖泊贯穿其间。据统计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67%，就海拔而言，世界上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共14座，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的中国国境线和国境内者即达9座。至于海拔超过5000米的高峰，则数以千百计。中国江河众多，河流总长超过42万公里，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大江河有79条;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1580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约有5万多条。    受中国地理环境特征影响，沼泽湖泊星罗棋布的水系环境不能满足传统葬制的深埋要求，而遍布的山川丘陵促使人根据地形条件加以变通，由“向下”转而“向上”发展，“以山为家”成为陵墓对山体的直接利用。

    自古以来，江山被引申为疆土、国家的代名词，所谓“定江山，安社棱”。帝陵被认为和中央集权、社程安稳相关，以山为家则可与天地共久长，巩固江山社梗。而盘旋顾恋、敬对拱拜的山水形势就是江山的形神缩影，以表达君临天下、四方朝艳的威仪。

      《国语·鲁语》曰:“山川有灵，足以纲纪天下者，其守为神。”因山川总是与仙人修道、求仙祈生及死后羽化升仙等紧密相连，名山大川被赋予了神圣的含义。出于对山的崇拜，封建帝王有举行祭祀仪式来祭奠各地的名山的传统，重视山川灵神之祠，以盼得到诸神庇佑恩施，这实际上是宣扬“君权天授”的思想。

    远古时代的祭祀，都是于高处筑坛，这是远古人类对“天高而远”的共同认识。高处筑坛，高上再高，缩短了人与天的距离，对后世“因山为陵”应有相当的影响。以山为家的演变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以山为家的历史悠远。我国传统上把帝王和自然天地联系起来，天子的遗骸和灵魂要和大地山川相称而达到永存常在，陵寝营建也必须达到和山川浑然一体。

    先秦时期，君王将相家“垒土为山”，“筑陵以象山”。秦汉时期，秦始皇把自己的坟墓称为“山”，定名为“丽山”，把自己的陵园称为“丽山园”。秦始皇陵园之所以不称陵而称山进而表示皇帝陵墓的等级要高出战国时代各国君王之上。

    汉代其他诸陵大都在地面上夯筑高大封土，当作山的象征，而汉文帝霸陵为“因山为藏”的崖墓。西汉时期崖洞墓是新兴的一种墓葬形式，这类墓在山崖或岩层中开凿横穴式石室墓，可以说是“因山为陵”的过渡初期。魏晋有鉴于此，讲究薄葬，陵墓因山为体，不封不树。

    唐昭陵吸取历史上因山为陵的经验，以九峻山主峰为陵山，开创了唐代因山为陵，据势为网的先河。

    自宋迄明清，帝陵规模虽远逊秦汉，但陵区集中，诸陵历历，昭穆相望，乾坤聚秀，山川回环，拱卫侍从，取得更为宏伟雄阔的场面。而有清一代，更进一步利用山水形势方面的论述，使环境格局更臻完美。明清陵园依山附势而建，以山为轴，建筑序列与山川形势融结为一体。值得提及的是，明孝陵在地下宫殿上起圆形坟称宝顶，以适应南方多雨的地理环境，便于雨水下流不致浸润墓穴，且用墙垣(罗锅墙)包绕，称为宝城。至此地面陵体围绕着“山”这一主题，完成了从地上筑山、凿山为穴，向宝城宝顶之技术及形象上的转变。

   以山为家的科学性

    陵墓“垒土为山”耗资巨大。我国古代建筑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极为崇尚高台，陵墓也同样“筑陵以象山”，夯筑高大的方锥状封土堆。秦国国君陵墓崇尚“以大为荣”，雍城陵区约为21平方公里，构筑各类墓葬及陛壕的土方达110万立方米，芷阳陵区大墓规模达9000平方米左右。秦汉时期，盛行择墓地于高敞之处，“凡葬必于高陵之上”，陵墓封土多作覆斗型，秦始皇从即位开始营造陵墓，用工人数最多时达七十万人。陵园面积仅外城夯土围墙以内就约2. 04平方公里，封土数重，现存封土高76米，垒土为山的巨大形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西汉皇帝陵墓也是耗资巨大，《汉书·酷吏传记载修建汉昭帝平陵封土时，“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徽，载沙便桥下，送至方上。”《长安志》引《关中记》云:“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唯茂陵十四丈，方百四十步。”

    而陵墓利用天然的山川地形则可不烦人事之工，直接减少了土方工程量，同时满足葬仪对高陵之地的要求。西汉时期楚元王刘交及其子刘郭均为凿山为藏的石室墓，《汉书·楚元王传》载:“文帝与楚国前二代刘姓楚王关系密切”，文帝很可能吸收楚王刘郧力主薄葬的思想22，加之防止葬陵被盗，所谓“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故采取了因山为藏的崖墓。但与刘交墓有高大封土不同，汉文帝霸陵是从平地挖坑，再用条石砌筑墓室，“因山为藏，不复起坟”。霸陵作为因山为陵的初级阶段，对后世陵墓的建制有着深远影响。

    由于古代工程技术水平受限，很难再地下水位以下进行大规模的施工，要保证地宫坚固，最重要的就是选择土厚水深的风水宝地，“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夫亲肤”是保证陵寝工程坚固的重要条件。清道光帝在东陵宝华峪营建的陵寝就因为地宫进水而废止。

    山可提供高燥的环境，符合古人对永垂不朽的向往。《汉书.丙吉传》:“吉择谨厚女徒，令保养曾孙，置闲燥处。”颜师古注对“燥”的解释是:“燥，高敞也。”故莹域求高敞之地，首先是求其“燥”。春秋时期墓中已普遍出现了用积石加固、积炭防潮的构造。秦汉时期寿域择地对“高敞”的要求，其出发点可能首先在于防水以保证墓主及其地下居室和随葬品的安全。“为水浸而腐坏”，“遇暑雨多腐坏”的现象，为建设陵墓所警惕。《水经注·渭水下》记载秦始皇营建骊山的防水处理工程的难度:“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撑”。而汉文帝霸陵因山体已经提供“自然高敞”的环境，自然“陵不崇坟”，《史记·孝文本纪》:“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晋人挚虞赋诗赞霸陵“体仁尚俭，克己为君”，则是事实的另一个方面。

   以山为家的审美价值

    中华民族崇山敬山的历史悠远。追溯至尧舜时期，黄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鲸采用堤工障水失败，稣的儿子禹采取“疏顺导滞”的方法，封崇九山，决泪九川，人们纷纷逃避到丘陵高地，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最后成功平息了水患，因此春秋时代孔子有“为山九初，功亏一笋”之喻，并形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等哲理，并进一步释山:“山水神抵立，宝藏殖，器用资，曲直合。大者可以为宫室台榭，小者可以为舟舆俘揖。大者无不中，小者无不入。持斧则祈，折镰则艾。生人立、禽兽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积土为山，无损也。成其高，无害也。成其大，无亏也。小其_匕太其大，久长安。后世无有去就，俨然独处，惟山之意。”因此山不仅是天造地设之山，更是仁者心思神构之山，既是自然之山，更是审美之山，是君子比德的典范，由此对山的崇拜有了审美艺术上的升华。

    《左传》谓:“社翟山川之祀，皆有功烈于民者也。”立德立功立言于世，其精神和英明也可千古不朽，“葬者，反本而归藏也，奉先以配五土，而一体于青山。”“配祀者，遗骨与青山相配，从而祀之。”“附享必致其归依，虽形骸之己化，配江山之莫违。”(((管氏地理指蒙)))正所谓青山埋忠骨，青山长在，英灵不灭，以锦绣山川的永恒崇宏，生生不息，来寄托后人对先贤的缅怀和景仰。

    西汉霍去病墓是以“筑家象山”的艺术构思歌颂英雄的典型墓园，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县境内。霍去病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祁连山是他六次出击匈奴、建立不朽功勋的战场。据史载:“(霍)元狩六年毙，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长安至茂陵，为家像祁连山。”颜师古注曰:“(霍墓)在茂陵旁，家上有竖石，家前有石人马者也。”墓家高度概括和提炼祁连山巍峨险峻的战争环境，一方面把写实和写意结合起来，以巨石示险，并在险境中布置野兽石雕，增添深山和苍老的气氛，表现出野兽出没、岩石嶙峋、草木丛生的意境。另一方面，家山为动物石雕提供了近乎天然的背景，石雕看似被漫不经心、杂乱无章地布置在乱草丛中，却与环境构成有机整体。霍墓石刻在似与不似之间着力表现运动、速度和力量，展现卧而不疲、等待出击的临战姿态，如伏虎一跋而发，卧牛警觉张望，“跃马”和“初起马”石刻马首与上半身是清晰的，但马的下半身以及部分蹄足却是混沌一片，出色地表现了战马奋然腾起之势。“野人噬熊”、“怪兽吞羊”等等增加了原始山野的气氛。“马踏匈奴”石雕布置于家前墓碑旁，一方面寓意霍去病生前在祁连山一带战无不胜，威震匈奴的战功，另一方面是对家山所象征的山野林川荒蛮艰苦的战斗环境作烘托概括，使霍墓艺术内容与形式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中国陵墓历来刻意追求山川自然形势的完美，细心探究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并用比兴的思维把大地视为活的有机体，用艺术形象思维去领悟景观，将山水形势格局拟人化:伏虎形、云中初月形、玉女弹琴形、莲花浮水形、雁阵形、飞莺顾尾形、金鸡抱卵形、仙人舞袖形等。

    唐代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通过“因山为陵，据势为网，以山象形”的陵园艺术创造手法来建造雄伟的帝陵。乾陵以立体的拟人化的山川形势环境为基础，所在的梁山山势峭拔，东临豹谷，西邻漠谷。梁山有三个山头，主峰高踞北端，南面二峰较低，东西对峙，形成天然的门网。经考古调查，双乳峰都曾经过大规模的人工修整，经过垫高与平毁，形成了双峰对峙的壮观景象。从咸阳原上远观梁山三峰，犹如一位体态风韵的女人躺在茫茫苍弯之下，北峰为头，南面二峰为其乳，修长的躯体一直延伸至渭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