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叶儿嗬逐渐从生活中被剥离，在舞台上展示，是在“非遗”国家化背景下外力推动的结果。当撒叶儿嗬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它的外延侧重点及文化归属权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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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延方面，撒叶儿嗬逐渐从代表包括演唱、舞蹈等文化特质在内的丧葬仪式向传统舞蹈转变，艺术价值凸显，从而为其舞台展演提供了契机。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根据《国家名录》的介绍，撒叶儿嗬是一种传统舞蹈，而其作为丧葬仪式的外延被忽视。与此情况相似的还有土族的龄冤。龄冤本是一种在青海省土族聚居区举行的人神共娱及祛疫逐邪的仪式，于2006年作为传统舞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与其他作为传统舞蹈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相比，撒叶儿嗬和龄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大部分传统舞蹈本身不像撒叶儿嗬或砖冤一样具有祭祀功能和神圣性。如安塞腰鼓、傣族孔雀舞及苗族芦笙舞等，它们本身在生活中也是以舞蹈的方式呈现的，在外延上不被纳入人生仪礼或其他有特别意义的仪式中。这种归类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判体系有关。因此，当撒叶儿嗬以传统舞蹈的身份被纳入非遗话语体系下，它便于其土生土长的文化空间相分离。

    在文化归属权方面，撒叶儿嗬在从生活到舞台的过程中，逐渐从社区走向公众，从个别走向群体。撒叶儿嗬由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申报，作为清江中游土家族的独特舞蹈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便成为土家族的一张名片，被整个土家族地区及国家享用，一方面进入城市和非土家族社区，另一方面成为土家族的一个符号在媒体上展示。即撒叶儿嗬进入公共领域，并成为公共文化的一部分。

    其实，关于“非遗”的国家化转型，学界己开展相关讨论。中国学者李墨丝曾通过界定国际公约中关于“个人”“社区”和“群体”的定义，探讨目前国际争议的主要议题，评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传虽然不由国家所有，但是其主权属于国家。北京大学高丙中对“非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厘定，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公共文化的机制。这种现象的形成是“非遗”必须面对的现象，特别是目前“非遗”与“非遗”保护关系的紧密性，导致在“非遗”保护这一话语下，“非遗”不得不走向公众。即“非遗”在申报时一般作为地方性的特色，但在“后申遗”阶段，为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相关组织或个人更倾向于扩大其传播范围，提升其影响力，也就使更多的人欣赏亦或使用撒叶儿嗬。在这种背景下，撒叶儿嗬被搬上舞台使其成为公文化的一种必然选择。这种选择又受到相关法规的保障。恩施州于2005年颁布《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长阳县于2006年颁布《长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央民族大学王丹在《仪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一一基于长阳”撒叶儿嗬”保护的分析》中提到长阳县对撒叶儿嗬艺人进行建档、管理，建立长阳文化研究会、民间文艺协会等均是将撒叶儿嗬推向舞台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