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文化的生活功能逐渐降低，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则逐渐彰显，当下“非遗”话语系统则为其相关功能的彰显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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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融入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逐渐解体，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乡土关系也随之改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了中国社会乡土关系的重要地位，但也指出在经历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制度变迁之后，中国的乡土性特征发生了变化。钢筋混凝土包裹下的中国社会相比于泥土打造的原中国社会乡土中国虽在乡土文化或实体结构上有着相似指出，但呈现出后乡土性特征。在撒叶儿嗬流传的清江土家族流域，乡村社会的礼治秩序虽仍存在，但表现礼治秩序的物件己发生改变。撒叶儿嗬的传承主体一一村民从事农业耕作的人数减少，大多选择外出务工，导致主体的“缺场”;其以孝道为支撑的文化内涵被其他的内容取代;其作为“人情”流通的场域被打破。撒叶儿嗬文化空间的改变使得作为生活传统的撒叶儿嗬不能再如过去那样发挥其功能。相反，在舞台上，撒叶儿嗬作为一门艺术得到更多人的欣赏和喜爱，作为“文化搭台”中的核心要素其经济功能持续显现。事实上，当下撒叶儿嗬在旅游发展中体现出的经济价值致使相关组织更愿意将其推向舞台。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是撒叶儿嗬在什么力量的驱使下走上舞台，另一方面是观众对从祭祀仪式转化而来的艺术的接受。作为非遗的撒叶儿嗬不仅是一种文化事象，更是一种文化资源，成为经济与政治建设的一项可利用因素。就这一问题的研究，美国民俗学者吉尔伯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认为目前的非遗保护与开发中存在“超文化”(meta-cultural)现象，即部分国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对抗西方文明的工具，最初代表亚非、中东等国家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申报及保护过程中以数量取胜，却忘记了其初衷。撒叶儿嗬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及被列入目录对于地方来说，首先是能成为其文化部门的业绩，其次是能争取一部分国家财政经费用于保护和传承该文化事象。撒叶儿嗬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它与其他的文化事象相结合，共同为民俗生态旅游区的打造提供素材，其在舞台上的展演更成为一种旅游特色，这在旅游凝视中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以及土生土长的乡民而言，由于其生活功能的逐渐消失，为使自己的技能有所发挥之处，他们也积极参与到培育表演班子等活动中，从而推动了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型。特别是经济利益驱使，无论是村民还是政府都更愿意使其剥离生活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利益驱使下所产后的后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有时并不是水火不容，在多数情况下而是有利于通过舞台进行更多的传统知识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