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室壁画中的佛教因素大致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并没有直接表现佛教内容的图像，仅见具有象征意义的莲花、飞天等，如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墓室四壁就装饰有莲花。隋唐时期，墓葬壁画里直接表现佛教内容的图像也并不多见，目前可以见到的佛教内容大多与本土观念夹杂，以莲花纹最具代表性。此外咸阳市三原县焦村唐代李寿墓葬的雨道里饰有佛寺壁画，咸阳市礼泉县唐代昭陵长乐公主墓中的飞天、天王俑等装饰题材，虽然表现的并不一定就是佛教信仰内容，但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的影响。直到北宋中晚期，中原地区的墓葬壁画中才出现了直接表达佛教题材的壁画、雕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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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墓中可以反映墓主信奉佛教的装饰题材很多，其中以僧佛壁画最具代表性，包括佛像、僧侣图、飞天像、力士图等;另外还有一些表现诵经念佛的居家场景图，散乐图中的僧侣表演以及表现送葬场景时往往会有僧人在送葬队伍之前演奏哀乐，也反映了墓主的佛教信仰。除了这些，墓葬中大量存在的须弥座形装饰及莲花藻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的佛教信仰。如山西长治故县村宋墓M1墓室东西两壁、墓门之上均有彩绘飞天图;安阳新安庄西地宋墓M44墓室西南壁有砖雕诵经图:壁面依次砌有灯架、低桌和椅子，低桌作曲足方形面，桌面上摆放经书七卷，其中六卷未展开垒放于左，一卷作展开状置于桌面中间;桌面右边雕擂钵一个;椅子在桌的右侧，墓主坐于椅上，头扎头巾，身着交领宽袍，双手合十，曲膝盘腿而座，神态安祥自若。再如新密下庄河宋墓北壁之上墓顶处的彩绘佛僧图，佛与僧周围祥云环绕，佛祖高眉细目，面容慈祥，右手作手印指，结枷跌坐于束腰台座上，背有粉红佛光;佛右侧站立一老僧，身穿白色团领宽袖袍，左肩披红帛;佛左侧站两小僧，两人表情严肃，前一人头戴黑色瓢帽，身穿黄色团领宽袖袍，腰束带，双手执一纷状物，后一人突嘴高鼻，身穿白色袖袍，拱手。该墓东南壁上墓顶处亦绘有僧人图，储黄色祥云下有三僧盘坐于粉红地毯上，右侧两僧身着铁锈红交领方袍，头微低，视前下方，左侧一僧面向二僧而坐，头略扬起，身穿铁锈红方袍，领式不明。

    在宋代流行的多种宗教中，佛教最为盛行，从皇室、王公贵胃到下层平民，佛教都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宋真宗时“天下二万五千寺”①，寺院数目如此庞大，足见佛教信众之多。墓葬中大量出现佛教类的装饰题材，正是宋代佛教广泛传播的反映。

    墓葬中表现升仙与神仙题材的装饰出现于汉代，四神、西王母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随葬铜镜上常见的装饰题材，马王堆汉墓中的引魂蟠则生动地描绘了墓主所期望的升仙场景。当然，汉墓中的神仙、升仙装饰题材还不具备道教的意义，只是汉代神仙思想的反映。真正具有道教因素的装饰图像出现于隋唐时期，隋唐五代墓室壁画中有许多图像可以明显地看出道教因素，如咸阳市三原县焦村李寿墓墓道壁面上绘制了正在举行教活动的道观，其石撑上层饰有骑兽仙人。道教在隋唐时期己进入繁荣阶段，唐王室利用被道教尊为始祖的老子李耳来抬高自身，皇权的支持使得道教的发展非常迅速。道教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使得道教在此期间不但可以与佛教抗衡，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己经凌驾于佛教之上。唐墓中出现道教因素的装饰题材，正是唐代道教繁荣、信徒众多的反映。宋墓中表现道教信仰装饰题材出现于北宋中晚期，以河南、山西、河北三地较为多见。宋墓中具有道教因素的图像包括升仙图、道士图、道姑图、四神、十二时神、飞鹤、飞仙等。登封市黑山沟村宋墓墓室棋间壁上绘有引渡升仙图:东北壁云中站立两个仙女，均双手执把莲;东壁云中立道士二人，前者回望后者，均头戴莲花冠、着交领宽袖道袍，双手击钱;东南壁云中站立两位道姑，均云髻答花、身着交领宽袖道袍，下束长裙，双手持蟠;南壁祥云上有拱桥一座，桥上立仙女二人，均手持招魂蟠，前者回望后者。

    同唐朝一样，宋代道教的流行也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宋代皇帝极力推崇道教，共发起了两次尊崇道教的运动，一次是宋真宗所为，另一次则是宋徽宗所为。在皇帝的倡导下，道教也广为宋代士大夫所信奉，名臣富弼就是道教的信徒。除了皇室、士大夫，道教在平民中也有着大量的信徒。宋代墓室壁画中表现道教因素的装饰题材的大量出现，正是宋代道教兴盛的反映，也说明道教在宋代富民阶层中拥有广泛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