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提出“罢黝百家，独尊儒术”起，历代统治者皆尊崇并大力提倡儒学，由此儒学文化逐渐深入人心，儒家的忠、孝、礼、义、信成为封建社会人们普遍遵循的人生信条与行为规范，其中尤以儒孝文化最具影响力。在儒孝文化的影响下，古人不仅在生前要奉行孝道，在其逝后，儒孝文化也往往伴其左右，其后人不仅会按儒孝礼仪将其安葬，也会将具有传统儒孝文化因素的装饰题材绘入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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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葬中最能体现儒孝文化的就是孝梯故事图与丧葬图。早在汉代的墓葬中就己经以壁画的形式出现过，汉代以后墓葬中少见孝梯故事类的内容。直到北宋时期，孝梯故事再次成为重要的墓葬装饰题材，且屡见不鲜。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我们发现孝梯故事图最早出现于北宋中期，北宋晚期河南、山西两地较为多见，甘肃等地少见。如洛阳乐重进石棺后档上层刻有两幅烈女孝子图，分别榜题“曹娥”和“阂子赛”，“曹娥”头裹孝巾，着圆领窄袖孝服，腰束带，左臂下垂，右臂曲肘向上掩面，面对波涛汹涌的江水哀号，表情凄婉;波涛中有一头骨，象征曹娥父尸。“阂子赛”即阂损。左侧为阂父，面右，头戴东坡巾，着圆领窄袖袍服腰束带，左臂曲肘手指指责对面阂子赛，右臂下垂;中间的阂子赛面左躬身向其父作揖，唯诺称是;右站立阂后母和下跪光头的阂幼弟。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宋墓中所绘的孝梯故事图以突出故事情节为宗旨，多伴有墨书题名，较为容易辨识，如孟宗哭竹、王祥卧冰求鲤、郭巨埋儿、杨香打虎救父等;其在墓葬中的位置与顺序并不固定，多出现在棋间壁上，也有窗下或者雨道壁上;孝梯故事的数目也是不固定的，少则4幅，通常是15至24幅，最多见的是“王祥卧冰”“孟宗哭竹”“郭巨埋儿”几个家喻户晓的孝行故事。

    孝梯故事在宋墓中大为流行，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唐代有了“二十四孝”的提法唐代僧人假托佛祖之名杜撰《父母恩重经》，并在民间广泛流传。宋、金、元时期正是中国传统“二十四孝”大体定形的阶。特别是宋代，在统治者大力提倡下，宋学、理学也大力提倡烙守孝道。而宋金之际兴起于北方的全真道教，其教义也尊崇孝道。由此可见，从北宋后期开始在墓葬中流行的孝梯故事图，是儒释道合力推行的结果③，也证明宋代儒孝文化在民间得到了广泛认同。

    丧葬图是表现丧葬场景的图像，洛阳烧沟61号汉墓中己出现摊仪图，而真正的丧葬类装饰出现在墓葬中则是唐代的吐蕃墓，青海省德令哈市郭里木吐蕃墓的木棺上绘有葬礼图。宋墓中表现丧葬场景类的装饰出现在北宋晚期，目前发现的地区有豫中、山西、甘宁和陕西，包括守灵图、送葬图、法事图几类，生动再现了宋代丧葬活动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山西长治市故漳村宋代砖雕墓墓室内绘有守灵图:画面由侍女、孝子以及墓主画像组成:侍女均手持供盘作侍候状，孝子孝女或掩面嚎陶大哭，或默立哀思。北壁西部壁盒两侧绘二人，左侧侍女目视前方，手持供盘，盘中放一茶具，作侍候状;右侧男子作嚎陶大哭状，身着白色孝服，头戴孝帽，一手持长杖，一手掩面。东壁北部壁盒两侧绘二人，左侧男子作守孝状，头裹软巾，身着白色圆领孝服，腰间束带，一手持长棍，一手下垂，站于门前。荣阳槐西宋代壁画墓墓室西壁则有一幅法事图:画面左半部绘四位僧侣，从左边起，第一位僧人内着储黄色僧袍，外披淡黄色袭装，双手托一朵莲花于胸前;第二位僧人内着储黄色僧袍，外披红色袭装，双手击钱;第三位僧人身披浅黄色袭装，双手击钱;第四位僧人内着红色僧袍，身披储黄色袭装，双手击钱。四位僧人中，除左三僧人面向右侧张望外，其余三位僧人均面向右侧的男女墓主人。从画面分析，应正在为墓主人作法事活动'。甘肃清水县宋墓墓内也绘有法事图:整个画面由15人组成，其中11人为和尚，剩余4人可能为道士。画面中的和尚或双手合十，或执香炉，或拿钱;道士则或留短发，或裹头巾，手持锣、钱或执钮②。荣阳北宋石画像棺左壁则刻有送葬图:送葬队伍前面有三位引导侍女，其中一人手执香烟袅袅的有柄香炉，另外两人打蟠;引导侍女后为四位奏乐僧侣，其中三人击钱，一人吹法螺;奏乐僧侣后则是送葬亲属，共五人，第一位为一男子，束腰拱手，第二人与第四人为女性，皆头戴孝巾，身着斜襟长衫，双手合十，第三人双手捧物，末一人回首牵一鞍马。纵观全图是一幅由宅院向墓地出行的送葬场面。

    通过观察宋墓中丧葬类的装饰题材，我们初步了解到宋代普通人的丧葬情况:办理丧事时要请僧道作法事以超度亡者;孝子、孝女要为亡者哭丧，并准备灵堂停尸;送葬时送葬队伍排列顺序是引导侍女、奏乐僧侣、丧葬亲属。另外我们发现宋代僧道作法事时以奏乐为主，伴以诵经念咒。

    宋代盛行乐丧、娱尸、作法事以及墓祭宴游等丧葬习俗，徐吉军先生指出这是因为宋代民间举办丧葬仪式时极度追求美观效果①。只要有经济条件，丧主皆会邀请僧人或道士前来做法超度亡灵，并请乐人奏乐唱戏。为了迎合广大民众的需要，宋代甚至形成了职业的“罗斋”，《东京梦华录》“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条载:“生辰忌日，欲设斋僧尼道士，即早辰桥市街巷口……道士僧人，罗立汇聚，候人唤请，谓之‘罗斋’。”然而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倡导礼制，建立了严格的纲常伦理，极力反对、限制民众进行娱丧、法事的行为，如《宋史·凶礼四·士庶人丧礼》记载:开宝三年十月，诏开封府:禁丧葬之家不得用道、释威仪及装束异色人物前弓卜··…九年，诏曰:“……或则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枢之前令章为戏，甚伤风教，实紊人伦。今后有犯此者，并以不孝论，预坐人等第科断。所在官吏，常加觉察，如不用心，并当连坐。”根据规定，不仅对触犯此类规定的人严惩不贷，甚至会连坐相关官员。在如此严格的礼制规定下，宋人对开展娱丧类的活动仍然具有极高的热情，不仅要在地上进行娱丧活动，在逝者长眠的地下墓室内也要装饰此类壁画，宋人对乐丧、娱尸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宋人对儒孝文化的重视与推崇。

    根据宋墓的情况及宋人笔记小说的记载，宋人重“丧”薄“葬”，盛行“薄葬”、乐丧、娱尸、作法事以及墓祭宴游等习丧葬俗，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首先，宋代是我国金石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士大夫在政府倡导恢复礼制的影响下，爱好古玩，热衷于收藏、整理及研究古代的礼乐器物。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盗墓之风相较前代更为猖撅。后人为了使逝者安息，改变了汉唐以来厚葬死者的风俗;其次，宋政府严厉禁止士庶厚葬，并制定了相关政策。《宋史·凶礼四·士庶人丧礼》记载: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命翰林学士李防等重定士庶丧葬制度。防等奏议曰:“唐大历七年，诏丧葬之家送葬祭盘，只得于丧家及莹所置祭，不得于街街张设。又长庆三年，令百姓丧葬祭奠不得以金银、锦绣为饰及陈设音乐，葬物稍涉僧越，并勒毁除。臣等参详子孙之葬父祖，卑幼之葬尊亲，全尚朴素即有伤孝道。其所用锦绣，伏请不加禁断。……庶人，异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两床。悉用香舆、魂车……他不如制者，但罪下里工作。从之。”在政府的严密监督下，宋代士庶阶层均遵守了“薄葬”的规定。再次就是宋代丧葬观的影响。宋元时期流行三教合一的死亡观并十分重视孝道，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宋人在举办丧葬仪式时极度追求观美效果，并认为“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为大事”。如果死后不作佛事、道场，那么死者就要在地狱中受尽折磨而无法转生。因此，在厚葬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乐丧、娱尸、作法事以及墓祭宴游成为宋人表达对逝者孝道的重要手段。最后，宋代富民阶层因为政治地位不高，无法在墓葬规模及相关随葬品如墓志、墓碑、神道石像生等方面展示自己的实力。《天圣令》卷二九《丧葬令》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各个阶层人员的墓葬规格:“诸墓……六品以下并方二十步，坟高不得过八尺。其葬地欲博买者，听之。”因此，宋代富民阶层为了彰显自己的财富与身份，便转而追求停殡、出葬及法事时的宏大热闹以及墓葬装饰的奢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