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子之事亲有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古人言孝者有三，父母在时，养孝其亲;父母既残，循礼治丧;身后百年，不改其志，追孝祭祀。三者举足并重，缺一不可。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孝”最初产生于祖先祭祀。原始的祖先崇拜并未具备宗法和孝的“关怀”意义，只是单纯的宗教现象，其功能难以超出宗教的范围之外。父系血缘关系的明确，产生了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祖先崇拜，它凭借血缘优势、近亲属性和后来宗法制度的支持成功压倒了上帝崇拜，成为“孝”文化得以孕育的温床。到了商代，祖先崇拜发展为普遍的祭祖活动，考商代甲骨，其中有大量祭祀先祖的内容，甚至张光直先生认为，“商”字“就是‘祭祖’或‘祖先崇拜’的会意。”但祭祖卜辞未曾涉及宗宗亲亲的宗法内容或言明祭祖活动是表达孝道的方式。祭祖的目的不是维系宗法关系的团结和张扬孝道，而是人们处于对祖先神的敬畏和迷信，向先祖祭祀以祈福祛灾。此时的“孝”仅仅是一种祭祀的宗教行为，不存在宗法意义和孝道内涵。

      “孝”作为道德伦理的含义出现始于周代，它是宗法制产生后用以强化宗族归属感，提升小宗对大宗敬畏感的道德伦理观念。它致力于维系宗法社会宗族内部的伦理秩序，同时参与祭祖的神圣仪式，将世俗伦理中的“孝”推及至宗教世界的敬孝宗祖。一方面使孝侍先祖有了世俗化的道德依据，另一方面使用于约束宗族内部的伦理秩序获得了神圣不可超越的宗教力量加持，即《礼记·大传》所谓“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诗经》载“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钟鼓送尸，神保幸归”之后，是“诸父兄弟，备言燕私”，祖先神祭在先，而后是合族宴饮，宴饮是祭祀的延续，是宗族关系在庄严的祭祖活动中获得神圣性支持后，于宗族内再次确认大宗对于小宗的地位和权威。西周金文载“天子明德，显孝于申”下‘，“用追孝于皇考己白”，周人将祭祀作为对祖先神的孝道表达，使本来属于生人的父子人伦道德的“孝”，增加了人神关系的互动，添充了孝的宗教内涵。从祭祀的宗教角度审视，也为祖先崇拜的宗教活动注入了宗法和道德色彩。

    春秋时的祭祖从外在形式到内在实质都承继于西周，祭祀祖先既是宗教活动，也是宗法和道德仪式，其祖先崇拜表现出显著的宗法色彩、道德意义及宗教蕴含。春秋人非常清楚祭祖的孝德意义。孔子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来解释“孝”，可见祀祖与事亲一样，是孝的基本行为。春秋人甚至认为祭祀就是为了昭明孝道，“夫祀，昭孝也”下4。祖先崇拜为宗法制度产生提供了拥有共同祖先信仰的宗族集团，“孝”的出现作为维系宗族家庭内“亲亲尊尊”的家族秩序的工具，确保了宗法的合理地位。以“追孝祭祖”为指导的祭祀活动削弱了祖先崇拜的盲从性和神秘感，使其更适应宗法制度下的宗教祭祀。共同的血缘基础使宗法和“孝”对祖先崇拜的伦理化“改造”顺理成章，周代以后成熟的宗法制度和孝德观念借礼成功融入祖先祭祀，同样水到渠成。

    商人出于对祖先神秘而伟大力量的尊崇和敬畏，祈求祖先护佑而祭祖;西周春秋祭祖既是为得到祖先福佑，也是为了敬宗睦族，张扬孝德。祖先崇拜超出了宗教范围而具有宗法和孝德意义，开始了世俗化的进程。“孝”的出现弥补了祖先崇拜从鬼神到人伦的信仰断层，为祖先祭祀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性信仰支撑。在祖先崇拜弱宗教化、世俗伦理化的过程中，宗法和“孝”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与礼结合世俗化为祭祀丧葬的礼仪活动。作为社会伦理的“孝”虽贯穿于俗礼始终，但“追孝侍祖”仍保留着敬祖怀先的宗教情怀并延续着祖先崇祭的宗教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