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里，就成员个体而言，语言、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民族形成并走向稳定后的时期里可以很轻易地摒弃或更换;但那种根深蒂固的在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素质却很难在短期内有所转变。也就是说，共同的生活文化现象中所蕴含的民众普遍心理对于民族认同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而这种潜藏于骨血之中的复杂心理，却可以在人们的日常民俗中得到最为真实的体现。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在阜蒙县生活着包括蒙古、汉、满等在内的21个民族共计73万人口。虽然因为长期的接触交流，各民族在治丧习俗方面己经有很多的趋同与融合，但还有许多环节依旧传承着本民族的古老模式，昭示着自己与他民族的本质差别。这让每个人都能通过仪式对自己以及所属的民族有所认知，进而体会到一种有所归属的感觉。正如德国人洛雷利斯·辛格霍夫在《我们为什么需要仪式》一书中所说，“借助仪式，人们能够克服社会存在的差异，建构社会秩序和共同的归属感。仪式使人们有可能在共同的行动中邂逅、相知并相互整合”，而这对于个体实现心灵饭依、建立并保持自身日常秩序影响积极，更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乃至繁荣意义重大。

    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例，汉族人认为寿衣只有生前穿在身上死后才能一同带走，若要是死在炕上就会背着炕有负担地离开，所以，民众会在人死之前就为其穿好寿衣并抬到设于地面的灵床上;关于这一点，蒙古人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认为那是对老人的无礼与背弃，于是他们会一直等到老人咽气并最终确定不会复生之后才开始为其换装，直到入硷之前逝者都会被安置在正屋的炕上。汉族人在出殡时会将人的遗体从门抬出，并且送葬时始终保持棺材的大头在前;而蒙古族则要让遗体从窗户经过，抬棺时务必让小头在前，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死后就应该与生者有所差别，生人走门死人就应该走窗。而移动遗体时一定要让其脚在前，那样才是逝者在用自己的双腿前行，而不是以头拱地。在当地的丧葬文化中，类似分歧还有很多，虽然各自都有自认为充足的理由和解释，但一直以来，谁也说服不了谁，更改变不了谁。两个民族的民众都认为自己的理解和做法最为正确合理，也就各自坚持传承并发扬，从而让人从这些民俗现象中一眼就能判断出办丧事的是哪个民族，是否与自己同类。所以说“丧葬是反映、表现、巩固和发扬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素质、民族自我中心意识的重要手段。”它对于强化个体的民族认同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