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最初的碑都没有文字，那么墓碑上的碑文从何处寻源呢?从现今考古发现，先秦时的人们，很注意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只要有尺寸之功，即铭刻于器物之上。《墨子.兼爱下》有云，古者圣王“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于后世子孙者知之”。《吕氏春秋·求人篇》曾说夏禹“功绩铭于金石”。《礼记·祭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劳、勋烈、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以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也。”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于国、于民有利的人和事可以铸鼎记功，祖先有功德，可以铸器铭功，传示后人。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碑文》中作过论述:“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则碑之所以来远矣，而仿效刻铭……皆因庸器渐网，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也。”纪事载体从数量有限、价格昂贵的甲骨、青铜器，转移到取材方便、价格低廉、性坚而稳的石头，“以石代金”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三代以上，有金而无石;秦、汉以下，石盛而金衰，其有纪功述事，垂示来兹者，咸在于石。”秦朝以后，刻石蔚然成风，镂金渐次绝迹。从春秋时无文字、无固定形制的原始“竖石”，发展到东汉有一定形制、一定文体的铭刻墓碑，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演化时期。而“刻石”即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的主要表现形式。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关于“刻石”，清王荡在《说文释例》中也作过明确的定义:“秦之纪功德也，曰立石、曰刻石。其言碑者汉以后之语也。”最早的刻石文字并没有为了刻铭而对岩石进行形状加工，只是利用石块或石壁的天然形状，不作外形的加工，当然也没有固定的外部形制。因此，古人对先秦石刻亦不称“碑”，而称“刻石”或“立石”。这一称呼一直保持到西汉，如西汉的《群臣上寿醋刻石》(后元六年，前158).《居摄两坟坛刻石》据摄二年，7).《甘泉山刻石》(无纪年)、《攘盗刻石》(又名《鱼山刻石》，无纪年)等。这些刻石形制不一，其中多数属“物勒工名”，所刻文字主要是三言两语的王室工程纪事刻辞，包括年月、建筑材料的编号、石工姓名等。铭文有的采用刻画界格，仿西汉早期简犊文书的书写格式。这些特点表明文字碑石的形制、铭文的书写格式还处于它的滥筋阶段。

    西汉晚期出现了形制较为完备的刻石—《康孝禹刻石》(河平三年，前26)，该碑呈长方，圆首，据拓片测量，长约162厘米，宽44厘米。碑首有额，额两边各刻一只站立之鹤，额下有穿。碑身刻字，共二行，内容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口(侯)里鹿孝禹”。这块碑已是墓碑形制，其人名、地名、官爵、卒年或葬年等内容，已具备了墓碑文字的基本内容。

    新莽时期的《莱子侯刻石》(天凤三年，16)，长79、宽56、厚52厘米，为天然长方形青灰色鱼子纹石。隶书7行，每行5字，共35字，保存完好。该刻石内容为:“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佬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毋坏败。”《莱子侯刻石》除了记录莱子侯为族人相地封家之事外，还透露了其他重要的信息:行间有界栏，刻铭有笔意。以往刻石的刻工较粗率，不多休整加工，锥凿而成，刻写不注重款式和笔意。《莱子侯刻石》“以当时实用书体书刻，与《鹿孝禹刻石》字接近而稍胜，较古拙生动。”这些迹象表明石工技艺逐渐向工整精细方面发展，是为东汉墓碑的不可缺少的技艺储备。

    但让人们疑惑的是，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为何刻石与墓碑形制和碑文发展上有一个很大的断层?关于其原因，张晓旭先生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西汉大量采用木制墓表，而将追念亡者的颂德纪功之文直接书于原本无字的引棺的木制碑上，木质易烂故传世极稀。二是王莽篡汉建新，恶称汉德，凡所在有石刻者，皆令仆而磨之，不容略留，所以西汉石碑存世很少。华人德先生在《中国书法史俩汉卷》中明晰地指出:“南宋尤裹以为西汉石刻文字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新莽恶称汉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略不容留，至于秦碑，乃更加营覆，遂得不毁，故至今犹有存者’。其实，这是臆测，宋以前文献并无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自宋代以后，陆续出土和发现了一些西汉的刻石，大多文字较少，虽然如此，因西汉刻石稀少，故倍受金石家和书法家的珍视。”

    综上所述，西亚北非的墓碑产生比中国墓碑早得多，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某些形制上的相通性，但从“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来看，这种影响不是很大，至少不是直接影响。从中国墓碑的外表形制到碑文内涵的逐渐演化发展来看，国内的文献和实物给予了更为清晰的证明。概而言之，从先秦到西汉是墓碑的滥筋期，这时期的“丰碑”仅作为入葬时下棺工具，上无铭文，但其“穿”和“晕”的迹象，竖石的基本形制已见端倪。此时各类墓前题铭材料及纪功刻石相继出现，尤其是墓前题铭所记墓主人名、籍贯、官职、卒年和纪功刻石的四言韵文颂辞等内容，都为墓碑碑文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