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序言所简单提到的，丧葬礼俗起源于人们对于死亡和灵魂的认知。“殡葬文化是源于原始社会灵魂与死后的世界观，一切殡葬礼仪的操作行为都是源于对生命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认知，反映出人类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下所积累的情绪感受与精神体验，探索人在宇宙中的生命存有的终极目的。在原始人类万物有灵的观念中，人在死后肉体虽然死去，但魂灵离开肉体而变为鬼魂，并且鬼魂比活人的灵魂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所以能够祸福人类，基于这种认识，便产生了对死人的崇拜，即鬼魂崇拜。而在宗法制传统强大的中国，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这种鬼魂崇拜逐渐演化为一种祖先崇拜。因为灵魂不灭，它们必然也需要一定的生活物品，需要一个栖身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世界。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早在古人朴素的思维中便构建出了一个死后灵魂寄居的另类世界，根据文献的记载，中国传统的天堂和地狱观念在秦汉时期已经初步成形。《淮南子·地形训》中有:“禹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层)城九重……在昆仑间阖之中，是其蔬圃，蔬圃之池，浸浸黄水。黄水三回复其源泉。”此处的黄水便是黄泉之义。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更是生动反映了汉代人们灵魂信仰中天堂和地狱的形态。这些思维构想直接的后果便是厚葬风气的盛行，为了祖先能有一个好的归宿，能够在黄泉之地衣食无忧，不去祸害生者，所以亲人们无不竭尽所能地对其进行厚葬隆丧，以使逝者安息，乃至因为受到崇敬而福佑生者。道家生死齐一的观念以及佛家轮回转世的信仰原都是崇尚薄葬的，但儒家丧葬礼俗在吸收道教阴阳五行、i纬迷信以及佛家轮回超度等观念之后变却得越发地繁冗。

    这种灵魂不灭、死亡之后犹存另一个世界的观念，是一些作家进行创作的民俗文化基础。鲁迅先生的《祝福》中，历经命运不幸的祥林嫂将希望寄托于死后的生活，但对于那飘渺的来世、黑暗的地狱却又充满着志忑与恐惧，为了能到阴间不被两个丈夫抢夺而灵魂不得安生，她便到庙里自己为己捐门槛当作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一世的“罪名”，希望能在阴曹地府免遭被锯开的酷刑。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菊英娘煞费苦心地为已经死去十年的女儿办一场热闹阔绰的婚礼，也正是因为在观念里仍然愿意相信，菊英在另外一个世界依然随着时间成长，像现世的人一样有着出嫁成家的需要。《白鹿原》中田小娥死后不甘被葬身破窑的灵魂难以安息，化身恶灵，为白鹿原带来毁灭性的瘟疫。先托梦给鹿惠氏和仙草，后又附身于鹿三，借此道出自己的死因，叙说她在白鹿村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发泄她的不满与怨怒。她扬言要大肆报复白鹿原，以此来迫使作为族长的白嘉轩屈服并认错，要求对其尸骨重新装殆入棺，丧事要重新隆重地办，坟墓要重修，另外还要为她立庙塑身，令民众对她顶礼膜拜。然而在鬼魂与人的相互斗争中，田小娥最终还是败了下来，被压制六角塔下，永世不得见天口。

    在五四运动之后，经过西风美雨的长期冲击与推动，中国的科技和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进步，人死如灯灭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可，但是传统的丧葬礼俗却依旧在这科学的土壤中持续着它的生命力，它早已积淀为一种文化传统渗透于人的生命之中。灵魂不灭的生死观虽然早被斥为迷信落后之思想，但却是几乎内化为国人集体无意识的传统观念。王国维曾说过:“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他认为作家深入生活，在感性上逼近生活，选取生活中蕴藏着的人最原始、最本质、最生动、也最难以捕捉的感情，同时与作家自己对生活的领悟相结合，这样才能做到“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也就是作家潜意识与传统意识的合拍。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与文学理念，但又都离不开传统的思维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