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色反映在创作上是一开始就有鲜明表现的。不仅白话的形式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在创作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作品，大都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由于受到西风美雨的沐浴，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自上而下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目睹着传统遗风陋习对国民身心的栽害，对祖国发展的贻误，高呼着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口号，全力提倡改革旧俗，放小脚剪辫子弃长袍，一时之间颇有月白风清的新气象。而作为积淀着几千年来鬼神思想，礼孝制度的丧葬习俗更是难以避免被变革的命运，胡适先生也曾经振臂高呼，反对旧的丧葬礼俗，并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率先身体力行着现代薄葬的丧仪。

    这种改良的要求在当时现代化大都市中已经颇能为民众所接受，如茅盾先生的((子夜》以30年代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为场境，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刻画了一场现代化的葬礼。因为乡下闹匪患，吴荪甫便将父亲吴老太爷接到上海。原本便有半身不遂的毛病，上海的老太爷便一命呜呼。加上舟车劳顿的颠簸和霓虹闪烁的现代化冲击，然而冈日到在新时代知识分子范博文看来，二十五年如一口固守书斋奉读“太上感应篇”的他早已是“古老的僵尸”，而“乡下实际就是幽暗的坟墓”。这样一个乡村封建的代表人物却在子女的操持和万国殡仪馆的代办下拥有一个现代化的新式葬礼，不可不说是作者的一个独特匠心。

    在现代作家中，将丧葬礼俗中礼孝观念进行最彻底的背离的应该是巴金先生。作者自身便出生成长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在等级分明的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中间度过了他的童年，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封建礼教的知识，学习了封建大家庭的种种仪礼制度，耳濡目染了所谓的“上等人”的伪善、自私，接触了所谓“下等人”的悲惨生活，看透了没落大家庭的腐朽本质，所以他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是“旧礼教的监牢”。。)在旧式大家庭的生活中，他感受到了传统礼教礼压制和扼杀人性的东西，加之当时新旧思想的冲击，让他不得不找一种方式来宣泄他的感情:对上等人的愤怒、谴责，对下等人的同情、对道貌岸然的礼教的排斥。

    如前文所提到的高家祭祀场景，在“家”门以内全家从上到下都盛装肃穆地继续着这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制度。“家”门以外，整个中国在经受着西方坚船利炮和民主思想的强烈冲击，军阀混战使得广大国人民不聊生，年轻的一代在为国家命运和人权平等而奔走呼号，将“家”门以内这以等级观念为内核的祖宗祭拜放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其荒唐可恨之处也就愈加深入人心。

    如此一个注重礼教的大家庭，其子孙的孝敬似乎是一种必然，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书香家族中，丧礼原本应该起到一种凝聚家族亲情的作用。然而通过高老太爷的葬礼这一情节设置，作者再次将封建礼制下变形的孝道剥逐殆尽，通过对丧礼上各班人物的刻画，揭示出了封建礼孝的僵化与畸形。祖辈死后，经过丧失共同亲人的痛楚，因为要共同承担大家庭的责任，后辈们应该拧成一股绳，来全礼尽孝，来使高家兴旺发达。然而却事与愿违，高老太爷死后，这个封建小王国首先是人事地位有一定的变动，老三克明代替老太爷成为大家庭新的家长，承重孙觉新则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这样一种结构本身出现了问题，在长子死亡的情况下，如果按照封建传统的家族管理制度，这个大家长应该落在老二克安身上，但因为他荒淫无度且志不在此，所以“大家长”的担子便落在了克明身上。封建礼教讲究长者为尊，克安毕竟是克明之兄长，没有老太爷这个大权威的管束，没有了孝这一道德观念的束缚，于是便处处反叛，堕落行为变本加厉。

    因为家世庞大、家资雄厚，高老太爷的葬礼在克明和觉新的主持下办的可谓是极其地风光体面，除天价的棺木之外，各项引送亡者、关爱亡者的礼法无一罐漏。“做‘开路’法事的道士请来了。他查定了小殆的时辰。殆衣、殆具等等也都很快地预备好了。人们把老太爷的尸体沐浴过了，穿上了殆衣，于是举行小殆，使死者舒舒服服地躺在棺材里，把他生前喜爱的东西都放到棺里去，满满地装了一棺材，不留一点儿空隙。”可谓是礼数周全，关怀备至，既奢又戚。但作者转笔又说到，虽然“众人都忙着死人的事情”，但是“更可以说忙着借死人来维持自己的面子，表现自己的阔绰”。这里的隆礼厚葬已经变形为是人们炫耀家势财力，搏得虚荣和面子得机会。而更为讽刺的是，高老太爷尸骨未寒，他费了很大的苦心才搜集起来的古玩字画便被悉数分割。他动用一生精力悉心建造成庞大而精致的高公馆，想要子子孙孙永远住在一个屋檐下，团结一心，和和美美，但他才一死去，两个不材不孝的儿子为了钱财的利益便将其毕生心血送入他人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