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的封建制度也走到尽头，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涌入促使一批新青年们去用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的文化和习俗。传统丧葬礼俗那些灵魂不灭观念被视为迷信落后，严格的丧葬礼教制度被视为对人权人性的压抑，隆丧厚葬是对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费，所以国民政府大力推行新时代的新式葬礼，在一线发达城市确立起了新型的丧俗，但是传统丧仪在中国大地上仍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究其原因，传统的丧葬礼俗除与灵魂不灭和咯守礼孝的观念相关之外，更与人性乐生畏死的自然情感息息相关，它体现着对于人世的终极关怀。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首先，通过丧葬礼俗可以化解临终者对于死亡的恐惧，实现生命临终时所应有的尊严。大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和国家，其丧葬仪式大多简单，逝者生前可以较为平静和坦然地面对死亡。因为人们相信有一个永生的、慈爱的神可以拯救他们生前的罪恶;存在一个彼岸的世界可以安放他们漂泊无定的魂灵，使他们免受冻馁，使他们幸福安乐。而中国虽有灵魂观念，却无宗教信仰，虽然自汉末以来吸收了佛教的一些轮回转世等思想，但并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佛教所带给人们的更多还是关于像《生死疲劳》中西门闹在阴曹地府遭受酷刑的地狱假想，由此便更加重了对于死亡的畏惧。

    繁冗的传统丧葬仪式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临终时人们的这种恐惧感，减少了对死的畏惧一一或说是将对死亡的畏惧转变为对灵魂的敬畏。丧葬礼俗中实行的各种繁杂的仪式和佛道兼容的巫术，实则是对临终者恐惧感的一种安抚，也是对亡者灵魂的尊重，在此有了准宗教的性质和作用。因为厚葬早就成为一种习俗，临终者知道在死后会有道士做法、和尚超度，使得灵魂居有定所。丰厚的陪葬满足其所有的物质所需，大量的纸钱能够使其避免贫穷之患。曹禺的《北京人》围绕着曾经盛极一时的曾家老爷子的棺材展开叙述，年届六十的老爷子曾皓早早地为自己挑了一方棺材，虽然家道早已中落，“但老太爷为自己挑选的棺材，选个非漆上三五十道不可”的。买进之后的十五年中，整整漆了一百多遍，一遍又一遍的漆棺成了老太爷生命中唯一的寄托，他最大的心愿便是能在死后舒舒服服地躺进自己结实的阴屋，这样一种对死后安居的憧憬无形中冲淡了对于死亡的恐惧。

    因为宗教信仰的缺席，当面对死亡的巨大威胁时，儒家采用了两套相辅相成的超越观念以消除死亡恐惧，即“种族永恒延续的观念”与“个体精神不朽的观念”。以孝为前提，将个人有限的生命视为无限家族生命的延续。另外春秋时期便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个人精神上的不朽观念，这种世俗性的道德品格追求，也是战胜死亡的重要方式。

      《老喜丧》中“四世同堂”的95岁的老奶奶“一辈子省吃俭用”，但临终之时却要求要奢侈一把，“要走得风光”。这规模浩大，所费甚多的“风光”化解了老太太临终时对死的恐惧，因为她相信自己如此“富裕”的鬼魂，必定在阴曹地府是少遭刁难的。其次也满足了死者精神上自我满足的需要，在几个儿子的大力操办之下，老太太的丧礼得到了围观的同村人的称赞乃至羡慕，如果灵魂有知，老太太必定会为这些艳羡的目光而高兴。

    礼孝观念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两大要义，之所以能够顺理成章成为主导思想，本质上是因为这样的道德要求顺应了人类最自然的情感需求。丧亲之痛原是人类与生具有的一种属性，血缘将生物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氏族制的生活使人类群居在一起，最小的团体是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正是在这个小团体中，小家庭成员之间亲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互助，大家庭同族相亲，互帮互助，形成浓厚的感情关系。家族中任何一个突然失去的生命都是对剩余群体的一个打击，死者不能复生，但又如何来平复这种深入骨髓的丧亲之痛呢?只有竭尽所能为亡者尽最后的义务，生前受用不到的钱财，以纸币烧寄;一切贵重的实物，如房子、马匹，乃至伴侣都可以以纸质的形式来当做弥补，所有生前没有表达的情谊在丧礼上可以表露无遗。因此，丧葬礼俗不仅是对亡者灵魂的安抚，也是对生者的情感抚慰，对亡者的哀思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舒缓和消解，从而使人哀而不伤。

    由一个恰当的长度、适宜规模、具体场景及能与特定的感情产生共鸣的礼乐构成的丧葬礼仪，可以称的上是“有意味的形式”，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进行集体心理朝拜的形式。它不仅巩固了群体凝聚力，还使人们从这种民间准宗教仪式中获得灵魂的净化、精神的超越、人格的提升、情感的抚慰。现当代的许多作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丧葬文化抚慰生者的终极关怀价值。在张学东《送一个人上路》中，懒到极致、蹭吃蹭喝长达七年之久的韩老七行将就木，周围的人们因厌恶他的多余和无赖而对其去世如释重负，但祖父却一直记得在自己任生产队长时韩老七因调驯队里烈马而受伤永远丧失性生活能力，导致妻离家破和整个人的堕落，因此在心理上有着对韩老七的亏欠感和责任感。在韩老七死后，祖父严格咯守丧葬伦理，为他备好冥器，请来阴阳吹鼓手，“让他到那头再好好成一个家”，让落魄半生的他体体面面地出殡，葬礼维持着韩老七最后的尊严，也成为祖父寄托哀思抚慰心灵的强力磁场。

    这种丧葬礼俗中情感抚慰的体现之一是丧俗中一种奇特现象一一冥婚。冥婚又称“攀阴亲”、“鬼配亲”、“配干丧”，是为早丧的亡灵选择一个异性亡灵举行婚礼，再一次合葬的习俗。冥婚之俗由来已久，《周礼.地官.媒氏》里就有“禁迁葬者与嫁疡者”的记载。虽然周朝即被禁止，但此俗自产生以来并未随时代推移和屡被禁止而消失，除了经济、社会因素外，主要是人们出于亲情伦理的角度宁愿选择这种鬼神迷信以实现心理安慰。活着的亲人关心和忧虑已死子女的生活，心疼他们在“泉宫独寝”，没有享受到“男女风月”的温情，转而为生前未婚的疡女夭子冥配。因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神秘的仪式色彩，冥婚成为历代许多文学创作的题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反映冥婚内容的作品有王鲁彦《菊英的出嫁》、郑义的《老井》、李锐的《合坟》、王安忆的《天仙配》等。

      《菊英的出嫁》反映了五四时期乡土作家对长期封建迷信毒害下广大农民麻木愚昧落后的批判，但菊英娘在冥婚中所表露出的对女儿沉重的爱却是受到作者的同情的;而新时期作家在继续展示冥婚观念愚昧落后之外，还对当下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郑义《老井》中描写的是在偏僻落后太行山的老井村，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落后、愚昧的文化氛围中，村民秉承着坚忍、质朴和善良的乡野本性。几代以来老井村为了打井死的人不下十五六个，在孙旺才挖井被砸死后，家里托人花了一百五十元到十五里外杜家峪买了个刚死的妮子与其合葬，使这“恻惶这后生，活着熬光棍，死了总算成了一门冥婚”。李锐《合坟》详致地描写了村支书为了了却一桩心病，为玉香配干丧的过程。北京下乡知青玉香为抗洪救堤而被洪水夺去生命，因为人情的不忍，村民们商议之后为她凑钱寻了一个“男人”，“在阳世活着的时候她一个人孤零零走了，到了阴间捏和下这门婚事，总得给她做够，给她尽到排场”，封闭守成的传统陋习，抚慰了村民们对于那样一个葬身异地女孩的同情与悲悯，体现着朴实民众之间的默默温情。而王安忆的《天仙配》同样是通过冥婚表达对人性善良的肯定。高考失利的孙喜喜多在顶替父亲打井时不幸死去，在村长的提议下使其与多年前因伤逃亡至夏家窑并安葬在此的小女兵进行婚配，因为“两个孩子都走的叫人心疼”，即便是受过唯物主义教育的村长，在这一件事情上也认为“唯心主义好，唯心主义慰人心，让人走到哪一步，心里都存个念想”。这样做既使客死他乡的小女兵不再孤单，也抚慰了孙喜喜父母的丧子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