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当时西周的王道统治趋于解体，“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周天子的名存实亡，诸侯的争霸战争，使社会陷于动荡不安之中，频发的杀戮和死亡强烈震撼了人们的心灵，惶恐的生存状态催发了当时的思想家对“死亡”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理论阐释。
身处乱世之中，他们首先对于死亡的必然性产生了共识。无论是老子的“出生入死”、庄子的“死生，命也”，还是孔子的“死生有命”、孟子的“莫非命也’、荀子的“人之命在天’，都承认了死亡作为自然生命规律的必然结果。由于死亡乃天命，而“天命不可违”，人们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这种共识不仅有助于消除人们因无知而对死亡产生的恐惧心理，还将人们的视线集中到对于现世生活的关心之上。因此，先秦儒道学者有关死亡的丧祭主张，都与各自构建的社会理想有关。
老子认可哀死却不限亲贵，认为鬼神存在却强调不祟，对于生命反对刑杀、提倡养生，对于治国倡导“无为不言”，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他“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正是老子对社会“有为’，结果的反思。他认为统治者所谓的“有为”，就是人间动乱不安、民众无以聊生的根源。他反对现实社会的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反对严重的贫富对立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反对统治者为一己私欲的横征暴敛、穷兵默武、涂炭生灵等行为。他认为那些统治者就是一伙强盗头子，“是谓盗夸’!所以，他奉劝统治者应当回归到虚静无为的天道上来，使大国不扩张，小国不被兼并，民众自给自足，顺应自然，珍视生命，固守家园，不见异思迁，一切都恢复到远古单纯质朴的状态。
庄子虽以个体精神逍遥为人生最高追求，但这也是基于其没有拘束的社会理想。在前面提到的庄子路遇骸骸的寓言中，死后的快乐便是来源于没有君臣上下和“四时之事”。所以，庄子对于为官之事表现出不屑的态度。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栖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亚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读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由此事可知庄子在乱世而拥有的超然心态，也对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尔虞我诈、民不聊生的生存环境有深切感受。他对昏君乱臣及趋炎附势之徒也无比憎恶。正由于老庄所提出的这种或避世或出世的社会构想，道家常被作为消极人生观、社会观的代表。与之相对的则是儒家积极入世的价值主张，而这也是儒道死亡哲学的最大相异之处。
对于死亡是否具有终极性，从老子的“死生为一条”到庄子的“生死同一”，都强调死亡在本质上的非终极性。儒家对此的认识则有所不同。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到孟子的不论鬼神，再到荀子的无鬼无神，都倾向于死亡具有终极性。不论死亡本质上是否具有终极性，基于死亡具有必然性的共同认知，儒道学者都认可现实生命具有有限性，从庄子的“忽然而已”到孔子的“逝者如斯夫”，皆是如此。面对这种有限性，老庄都主张以自然之道养生，从而保全生命、得享天年;儒家则强调通过追求现世功名、扬名后世的方式，实现精神生命的无限。可见，儒道虽然都追求生命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但道家更多的是立足于自身，儒家则是立足于家国天下。
儒家重死、哀死的主张，是旨在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和利益，因而不论是否认为鬼神存在，他们都强调按礼居丧、埋葬和祭祀，以此提倡仁、孝为内核的礼制。之所以宣扬以礼修身和以礼治国，是因为儒者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所以，儒家的丧祭主张，在于通过死亡与伦理、宗法的密切联系，实现他们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上下有序、仁爱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将对于死亡的哲学思考，与家庭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统治相结合的谋划模式，由孔子所开创。孔子虽不迷信鬼神，但重视丧祭之礼。对此孔子有言:“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这话虽看似矛盾，实则强调的是死亡的社会功用。
儒家的这种关于死亡的见解，虽然在当时受到了道家和墨家的诸多垢病，但历史却让其成为显学和后世的主流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追根溯源，其在当时广泛流传的原因在于，它符合普通大众的道德观念、鬼魂观念和好生恶死的本能心态，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践行。其中送死为孝、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重死持义、爱惜生命、尊天敬祖、善始善终、不忘本根、追求功德与扬名后世等主张，仍是华夏民族所宣扬的传统美德。
道家的死亡哲学在当时只被少数人所认同。老子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老子对于自己思想无人理解的感慨，流露出了道家思想落寞的境况。老子虚构的理想社会没有战争、没有压迫，庄子追求的精神世界超越时空、超越物我，虽然在社会现实中很难实现，却能给人一种美好的向往，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另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总之，正是由于立论的思考维度不同，儒道两家对于死亡思考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他们对于死亡的基本态度的差异，又预示了学说的不同发展命运。儒家眼中的死亡，是表达孝亲、敬神、尊君、重民的时机，儒家思想成为后世统治者施行纲常教化的根本凭借。道家学说本于“道”，主张以自然之道面对死亡，个体要循道养生，国家要循道而治。道可以成就生命的不朽，循道养生的“真人”在后世也就发展为长生不死的神仙，提倡道学的老庄也成为后世帝王求仙问药的祈福对象。先秦儒道思想所散发的这种异样光彩，影响了后世不同时代的死亡哲学和生命伦理，引导人们正确对待死亡、自觉安顿生命、理性立身处世，从而形成了关注死亡、热爱生命、善待他人和创造生命价值的传统社会风气。这对当下新型文明之构建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从古代知识分子得志时多学儒家，强调积极进取、“达则兼善天下”，失意时多从道家获取心理安慰，讲究“穷则独善其身”，可知发挥传统文化的经世价值应当提倡儒道互补，使之协同发挥作用。
发扬儒家对于功德的追求，以满足人们希望社会价值被承认的心理需要;提倡道家关于清心寡欲、返璞归真的主张，以去除人们过度的名利欲望，使之养成知足常乐的心态和质朴纯真的品性。道家重视养生的主张和对精神自由的强调，可使人们关注自然生命的保全并形成独立的人格;而提倡儒家对于道德礼制的追求，可使人们形成正义的价值观，安分守己，自觉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发扬儒家对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强调，可使人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关注国家与人民的命运，追求人性大美;而提倡道家无为不争、安时处顺的安身立命原则，可使人们培育多予少取、先人后己的精神和随遇而安、不计得失的心态，从而形成对抗挫折和化解矛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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