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的漫长时间里，早期越窑(包括青瓷明器的烧造)都处于衰退和停滞的状态，这一切都是从两晋之交的剧变开始的。有关东晋早期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历来在学者中间都存在着争议，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不少学者认为，士族封山占水导致了早期越窑制瓷业衰落。侨人大族纷纷到浙东置业，封山占水，挤占了当地士族和平民的生存空间，打击了对山泽资源严重的依赖的制瓷业，导致其衰落。常被引用的资料如《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传》载孔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等。虽然封山占水确会对民间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封山占水活动较严重的时期在刘宋，史料缺少东晋南渡初年贵族就大规模封山占水的记录，于情理也难以想象。此外，侯旭东在《东晋南朝江南地区封山占水再研究》‘盯中说，绝大部分南迁北人集中于京口、晋陵、淮南等地:包括在士族集中的会稽，均未出现平原耕地不足或无地可占的情况。因此封山占水在东晋之初规模还应比较有限，还不是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普遍被采用的孔灵符、谢灵运等子的时间都较晚。从时序上看，士族大规模封山占水更可能是浙东手工业破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有可能由于农民和以个体手工业为生的平民大量破产逃亡造成山泽无人使用，而东晋政府又不能有效管理，才使得士族有机会大规模封山占水。否则在手工业发达的时期，作为主要资源来源的山泽被充分利用，士族想要夺取无疑是要面临很大阻力的。由于在东晋时期士族坞堡经济承担的税赋和政策压力比个体小农和小手工业者要小得多，私蓄奴裨、荫庇佃客使得其成本进一步降低，进一步挤压了其它的经济形式;因此在东晋及以后的长时期坞堡经济遂成江南经济的主流。
时局动荡、孙恩起义等战乱也常被学者们认为是早期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98。然就政治动乱而言，王敦谋反(322-324年)对江南的影响主要限于建康一带;殷浩北伐 (350-354)则主要涉及扬州，时间也相对较晚。孙恩之乱在399年，时间较晚;侯景之乱就更晚，其时早期越窑制瓷业衰落已久。
司马睿初到建康时“公私窘磐”‘，五年后，布帛才仅三四千匹，军粮匿乏。咖东晋政权建立之初基础就极不稳固，公门实权实际为南渡士族门阀轮流把持。士族之中又有门阀之争，矛盾错综复杂，造成东晋政局极不稳定。东晋初年先后有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讨刘魄为名在武昌(今鄂州)起兵:攻入建康后放任部曲劫掠，元帝除了发牢骚以外毫无办法。永昌元年四月，王敦回军武昌，史称:“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洲十一月，晋元帝死于忧愤之中。东晋国库稍丰又遇苏峻之乱(328-329年)，苏峻兵入建康，发现官库“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这些积财又为之一尽。咸和八年(333年)，会稽孔愉上书拒赏，他说:“方今……政烦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后，仓库空虚。”
尽管有诸如此类的严重影响，但这些战乱并不是东晋初年瓷器制造业衰落的主要原因。王敦之乱后，尚有议请迁都会稽，当时浙东的战乱破坏是相对较轻的。孙恩之乱的主要战场在浙东八郡，在数年间的战乱中孙恩及其部属曾破上虞、余姚、山阴等地，一度兵压京师;杀上虞县令、内史王凝之、谢瑛、吴国内史袁山松等士族官员，烧毁官府、庄园无数，对浙东的破坏极其严重。但孙恩的主要活动时间在东晋晚期(399-402年)，其时浙东的制瓷业已经凋敝已久了。
还有学者试图用信仰转向来解释行业衰退和产品减少的状况。如台湾学者刘椒芬推测东晋山阴铜镜制造业的衰落可能与大量的铜用于制作佛像有关}3。但此类说法缺乏实物证据支持。同样，青瓷明器的突然消失也当非葬俗信仰的突然转向所致。铜镜与青瓷器的衰退并未伴随着佛教同类器物大规模增加的现象，其衰退表现在绝对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东晋初年，江南佛教的发展还是比较有限的，尚处于初传时期。与信仰转变导致资源配置改变的假设相反，民间经济的困窘导致大批百姓因生计问题纷纷避入佛寺，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东晋、南朝的佛教发展。东晋以后江南佛寺逐渐兴盛并占用了大量资源的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经济解体的现实。可以推测，东晋江南地区的手工业衰落并不专属于制瓷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两晋之交浙东早期越窑制瓷业的衰落是当时江南经济整体陷入困境、手工业大面积破产的缩影。从东晋初年开始，早期越窑制瓷业陷入了一个较长的低潮期。导致两晋之交浙东早期越窑衰落的原因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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