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代丧服服叙问题，历代学者观点不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两汉丧服无定制”，朝廷“本无必当行丧之制”，也“未有不许行丧之令”，故“行不行听人自便”。民国时期的张亮采也持该观点，说:“自汉文短丧之诏下，而大臣不行三年丧，遂为成例。统计两汉臣僚为父母服三年丧者甚少。邓衍不服父丧，明帝闻之，虽薄其为人，然朝廷本无服丧定例，故亦不能以此罪之。其臣下丁忧，自愿行服者，则上书自陈。有不听者，亦有暂听而朝廷为之起复者。又因两汉丧服无定制，听人自为轻重，于是循名义者宁过无不及。”又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宗庙之制始变于汉明帝，服纪之制始变于唐太宗，皆率一时之情，而更三代之礼。后世不学之主，踵而行之。”认为唐以前的服叙完全等同于先秦服叙。他们都未注意到两汉服叙的演变。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丁凌华先生说，战国以降，以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禄制度，宗子在失去政治势力与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已无力收族，大宗法制开始解体。秦及汉初中央集权政体确立后，先后对强宗大姓分户、不得族居、迁徙乃至消灭的政策，使宗族离散、谱系难辨，兄弟分家成为风气，三世共财己属罕见，以至书之史册，加以褒扬，以小家庭为基础的小宗法制基本形成。这些对两汉服叙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两汉时期，确实没有颁布过正式的丧服典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焚书坑儒所导致的有关丧服制度经典的灭失，以至于连皇帝都不知道“九族”为何物，更不要说与之相关的服叙制度了。据元龚端礼《五服图解》载:“礼制云:元康二年西汉宣帝登石渠阁，集群臣讲论丧服。帝问曰:

  ‘古宗枝图列九族，世俗难晓。’谏大夫王章奏曰:‘臣详古之法律，其间多是王言，事罕通俗，似非精议不可备知。臣观((广雅))，云昔日巴蜀有味、二姓之家，养鸡之始甚重，大高三尺，名曰哪鸡，自一直九取阳极之数，每种鸡雏名日庶子余崖，各笼罩养，大小不相乌杂。臣今当以鸡笼为图，晓之于世。’奉毕，即划其图。帝曰:‘肤见之盗如也。’故以礼制书中有此图也。”(如图所示)从谏大夫王章所绘鸡笼图我们可以看出，汉代九族中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五服服叙完整。把它与《仪礼·丧服》中所讲的本宗五服服叙相对照，还是相一致的。例如图中标明的为昆弟、昆弟之子、昆弟之孙、昆弟曾孙，为从父昆弟、从父昆弟之子、从父昆弟之孙，为从祖兄弟、从祖兄弟之子，为族兄弟的服丧情况，都与《仪礼·丧服》记载相同。

    汉武帝“罢黝百家，表彰六经”后，朝野对于服叙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第一，《仪礼》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并设立五经博士，著名学者有后苍，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夏侯胜、马融、郑玄等。第二，召开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丧服成为其中重要的议题。如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由皇帝主持并亲自参与讨论。如石渠阁会议以讲论丧服为主，具体内容详《通典》卷八十一至卷一零二。第二，丧服专著问世。西汉时除皇室、诸侯必须为父母守丧外，对其余的人并无强制守丧的规定，但十人夫中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自觉守丧或沽名钓誉者并不少见，武帝始至西汉末土要限于为父母守丧，东汉时期扩大到了为期丧守丧。受守丧需求的刺激，东汉后期出现了研究丧服制度的专著。如，马融的《丧服经传》、郑玄的《丧服经传》与《二礼图》、阮湛的《二礼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