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是陕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代初年，为抵御北方蒙古贵族势力的南下，政府在今宁夏、甘肃、陕北地区驻扎大量军队，为解决军粮问题，采用了各种办法，如募商人输粟于边地，“计其所输在而给盐引。商人饶其利，招纳贫民，以事耕耘。仓痰既盈，地口垦僻，兼有素裕之商，又市粟屯民。屯民者，口不足而岁有余者也……。商之市者众而谷踊矣。谷踊而耕褥益勤矣”还设立军屯，万历年间榆林、延安、绥德三卫共屯田47 000多顷，共征粮65000多石。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多次大量移民到边地，明代都司及行都司所属屯田，永乐时总额为4245672亩，至万历初已达16840404亩，净增125000余顷。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明代前期陕西布政司共管辖8府，延安府的税粮名列第三，仅次于西安府和凤翔府这足见当时陕北粮食比较充裕。清朝初年，官府以长城为界，限制蒙汉两族的农牧活动，规定在长城北缘的50里地带禁止开荒放牧，但这一禁令未能持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官府应蒙古王公招汉民越界开垦以收租取利。蒙地与内地接壤之区名为伙盘地。府谷、靖边、定边、怀远等延边各县汉民纷纷越界垦种，清雍正时边外伙盘地界东至府谷礼子地与山西河曲义字地接壤，西至定边五虎洞与甘肃盐池县边外接壤，北至郡王准噶尔扎萨克五胜鄂套等旗牧地及东胜县粮地，南至榆林、横山等县的边墙。东西长1300里，南北长50里或百余里不等，以垦熟地1427700余亩，计有1942村，民16000余户。[14]清代后期，禁令稍松，陕北各县从事农业的人逐渐到鄂尔多斯的南缘开垦土地，于是农业地区相应的向北推移，远离明代长城。鸦片战争以后，榆林、神木、府谷、怀远(横山)四县在长城内外的村庄有3300个，而长城外的伙盘地也有1515个。长城内的土地已普遍开垦出来，长城外的草滩地也大面积被开垦。由此可以看出在清代的陕北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清代时由于陕北的进一步开发，加之从事商业人增多“士子居稽首之外，半兼货殖”使陕北的商业有很大的发展。道光时，榆林、延安地区普遍产羊毛，每只羊每年可剪毛斤余，产量最多的安边县，每年可产三四十万斤。其次是宜川、延长等县，年产可达2万斤左右。少的县也可有五六千斤。共计陕北有26县，每年羊毛产量约50万余斤。因之，这里的毛纺业、皮手工业也有兴起。本地人能制作各种皮服。如安定县能加工白羊羔、黑羊羔、羊裘、狐皮等，又能造毛毡、绒毡、纺毛线织口袋、驮包、毛褐等品，更能制造牛皮绳，远销各地。清末，京包铁路直通包头，洋商深入陕北各地，大量收购毛、皮产品，输送海外。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定边县官绅商民为了挽回利权，发展本县手工业，便集股开设“织毛公所”，附设艺徒学堂，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本土年产羊毛二十余万斤，尽为洋行收买，公所之设，以裁绒毯、织毛褐为入手，以开通风气，挽回利权”在榆林、延安有人出资开设毯厂，雇佣三五人、各有简陋的织机三两台，专制毛毯、椅垫等。各县普遍制毛毯，销售关中各县，亦有自纺毛线制成毛布、毛袜，还有利用山羊毛织成口袋，大量行销各地。根据清光绪年间魏光熹所编的《陕西全省舆地图》记载计算，陕北市镇数目为119个，其中延安府49个，榆林13个，鹿肠州直隶州43个，绥德直隶州14个，与乾隆时期和砷所编的《大清一统志》记载的陕北34个镇相比增加了85个，可以从一方面说明陕北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增加了陕北人民的收入。

    顺治十二年三月，诏礼部“肤维帝王敷治，文教是先，……今天下渐定，肤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在清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之下，陕北办了大量的书院，比较有名的有康熙年间在神木办的希文书院，雍正年间绥德办的雕山书院，乾隆年间在府谷办的荣河书院、横山的怀远书院、佳县的正公书院、清涧的笔锋书院、米脂的成德书院、延长的育才书院、洛川的朝阳书院，嘉庆年间在吴堡创办的兴文书院等，这些书院遍布陕北各地，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传播了孝道。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操办丧事的豪华程度加深。

    儒家历来提倡孝道，他们把养生送死等量齐观，甚至主张送死的程度超过了养生。《中庸》说:“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备矣”《论语·学而篇》说:“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荀子·礼论》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始终一也。”荀子之后，通过秦汉时儒家大力提倡，《孝经》获得统治阶级的肯定并逐步演变为厚葬的潮流。儒家提倡的厚葬在清代很大程度上注重了外在的豪华，而忽视了丧礼的真正内容，对普通百姓而言，把孝道的标准直接用丧事的豪华程度来衡量。

    宜川县“及葬，乡民第称家有无，士夫或间以歌舞宴客相尚，中人动辄破产。有家计艰窘，耻受俭亲之名，遂至停枢数十年者”神木县“家中设六篡，请随行亲友宴饮，谓之鹿鸣菜。继备大模素菜，请送吊礼家之男女，分棚会食，谓之吃斋。数口之间，所费动以千百计。" 延川县“吊者不论亲疏男女必概与孝布，或丈余或数尺，有全孝叠孝各名目，富人固以为常，贫士必不得免。其吊客少者所与孝布计价亦不下一二十千文，不然人尽斥为薄待其亲……富者以丰盛为尽孝且多有醉客为荣”，由此可以看出，在操办丧事的过程中，人们把豪华程度作为衡量孝道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