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认为道是万物之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主宰着万物的发展变化，“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覆载万物，其主宰下的气的聚与散导致了万物的生与死:“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万物源生于道、死归于道，生和死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道主宰下的自然变化，“万物一府，死生同状”，“死亡对人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必然命运。生死并没有什么差别，死亡也用不着忧愁和恐惧”。《列子》中的一段对话很好地诊释了道家的这种“死生同状”的思想: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子贡曰:“寿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恶。子以死为乐，何也?”林类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林类正是因为领悟了生死的同状，所以他才能做到以死为乐。以死为乐是对生死同状思想的发展，表明道家面对死亡的超脱又向前进了一步。《庄子》借空骼麟之口把以死为乐的思想作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庄子之楚，见空蜀镂，镜然有形，撤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钱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于是语卒，援镯镂，枕而卧。夜半，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

        庄子日:“然。”

        镯镂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阁里知识，子欲之乎?”

      镯镂深睹处镇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庄子对骸镂何以竟落到这般凄惨的境地进行了一连串的发问，骸艘却给他述说死亡的快乐，庄子不信，问他愿不愿意恢复以前的样貌、回到以前的生活，骸艘毅然拒绝之。

    死亡观决定丧葬观，此一时期道家“生死同状”、“以死为乐”的死亡观决定了其丧葬观的薄葬倾向。杨朱认为“不含珠玉，不服文锦，不陈牺牲，不设明器”才是相捐之道。庄子薄葬的主张“要求人们不要为逝者的离去而过分悲伤……要为逝者感到由衷的欣慰和欢喜”，其妻死，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的薄葬主张并不只针对包括其妻在内的他者的死亡，他自己快要死的时候，弟子想要厚葬他，他说“吾以天地为棺掉，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矶，万物为资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说，“吾恐鸟莺之食夫子也”，庄子说，“在上为鸟莺食，在下为蛾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基于对天道自然之理解，因而能彻悟死生仅是一变化而己。所以生不必欣喜、死亦不必悲戚。在此生命信仰观念下，则任何形式的埋葬方式、居丧礼仪都是多余的……庄子之说固是知者之言，不过人间世中，真人难得，能悟真知者亦少，以致庄子对居丧埋葬之主张也都不可能行之久远”。此一时期道家的薄葬观太过于不近人情，“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其与世俗的格格不入注定了其受众面的狭小、影响力的薄弱。后世道家薄葬观的持论者扬弃了道家薄葬观不近人情的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使之成为了社会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一种丧葬理念，其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