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与儒家并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大“世之显家”之一。墨子是墨家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其学说“与儒家异趣，其持论尤与儒者不同而致后世讥弹者，则在短丧薄葬。然细绎墨子节葬之说，实亦有为而发。盖墨子目睹当时天子诸侯淫侈用殉之酷，不胜愤嫉，欲以除易其弊”。墨子生活的时代，“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大夫之间相互残杀，致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不得安宁”，在如此严峻的社会形势下，厚葬久丧之风却有愈演愈烈之势，长此以往，“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将犹多皆疑惑厚葬久丧之为中是非利害也”。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为了拯万民于水火，纠厚葬久丧之弊，使人们对厚葬久丧的是非利害有一正确认识，墨子提出了薄葬短丧的节葬说。墨子节葬说主要体现在《墨子·节葬》篇中，他从富贫、众寡、治乱、禁止大国之攻小国、干上帝鬼神之福、圣王之道及便其习而义其俗这七个方面对厚葬久丧之说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并且在古圣王葬埋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腐肉;掘地之深，下无殖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则质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饵乎祭祀，以致孝于亲。”墨子的埋葬之法“以薄为其道”，墨家后学认为其法“不失死生之利”。墨子对节葬说寄予了很好的期望，认为天下的士人君子如果想行仁义，想成为上士，使自己的行为，上能符合圣王之道，下能符合国家百姓之利，“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

    墨子节葬说是墨家丧葬观的代表，“体现了当时广大下层群众的愿望要求’，对抑制厚葬久丧的蔓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其却有先天的缺陷，因为墨子在提倡节葬说的同时，亦提倡让节葬说无法自圆其说的明鬼说，“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为验。杜伯死人，如谓杜伯为鬼，则夫死者审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恶薄，以薄受死者之责，虽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则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则其薄葬非也”。墨子自违其术，不仅造成了节葬说与明鬼说的自相矛盾，而且在客观上又使明鬼说为其极力反对的厚葬说做了“嫁衣”，明鬼说完善了厚葬说的理论体系，为“厚葬学说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墨子节葬说的内在矛盾性注定其“根本无法消除长久以来就深植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厚葬习俗”，后世的节葬论者正是在努力克服节葬说内在矛盾的基础上才将节葬说缓慢向前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