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产生后，在印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早期佛教、小乘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后期佛教。佛教向外传播，分为北传与南传两条路线:自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朝鲜、日本，或自尼泊尔、西藏传入蒙古一带的佛教，称为北传佛教;自印度传入南亚的斯里兰卡、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的佛教，称为南传佛教。两汉之际，佛教经北路传入中国，经历600年的中国化。至唐代，中国佛教已完成对印度佛教的吸收、消化、创新的主要工作，产生了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等中国化的宗派。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中国佛教源自印度，但由于在印度缺乏相关史料，难以考察佛教产生前的印度社会是否存在中国式的风水信仰。佛教东传后，中国前往印度取经的高僧不乏其人，且著作颇丰。东晋法显所著《法显传》(又名《佛国记》)，记述作者公元399至公元413年在印度的旅行经历。唐代高僧玄类所著《大唐西域记》，为玄类游历印度、西域等地19年间的见闻录。稍晚于玄奖的唐代高僧义挣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汇集了玄类西行回国(645年)以后到本传完成为止的46年期间，中国、朝鲜、越南、域僧人西行求法相关事迹。对比研究以上三部僧侣闻游记，成为研究佛教中国化前后印度风水观念的重要途径。

    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的《大唐西域记》是最早记录印度风水观念的著作。《大唐西域记》记载了达摩揭陀国那烂陀伽蓝兴建缘由。国王烁迩罗阿迭多敬重佛陀，推崇佛教，“式占福地”，建此伽蓝。“初兴功也，穿伤龙身。时有善占尼干外道，见而记曰:‘斯胜地也，逮立伽蓝，当必昌盛，为五印度之轨则，愈千载而弥隆，后进学人易以成业，然多呕血，伤龙故也。

    由此可知，摩揭陀国国王在营建伽蓝前，重视“式占福地”习俗，经历了一个占卜择地的过程。一方面，由于通过“式占福地”所选寺址为“胜地”，所以促进了那烂陀寺的兴盛，易于僧侣修成正果。可见，印度社会重视“式占”佛址，认为佛址好坏对佛教兴旺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初建寺庙时，“穿伤龙身”，所以导致那烂陀寺的僧侣多出现呕血症状，严重影响僧侣的身体健康。这反映出当时的印度社会已存在存在龙脉学说。总之，《大唐西域记》记载，基本说明，印度社会已经出现类似与中国“风水穴”的“胜地”，龙脉的破损与居住者身体健康状况在某种神秘的联系。

    稍晚于《大唐西域记》，成书于公元691年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内容上与《大唐西域记》保持一致。对那烂陀寺的由来有载:“此是室利那烂陀莫诃毗诃罗样，唐译云:‘吉祥神龙大住处也。’西域凡唤若王及大官属并大寺舍，皆先云室利，意取吉祥尊贵之义。那烂陀，乃是龙名。近此有龙，名那伽烂陀，故以为号……如观一寺，余七同然。背上平直，通人远住。凡寺观样者，须面西看之，欲使西出其门，方得真势。”可见，义净基本肯定了玄类的说法，也记载了龙脉之事。此条史料还清晰的反映义净己经掌握了观察佛寺选址是否获得真势的方法。义净认为那烂陀寺位置比较得当，西域凡看过那烂陀寺的国王和大官员都认为符合印度的建筑选择原则，有利于室，取名那烂陀，追求吉祥尊贵。从义净记载判断，印度社会己经存在风水干龙之说，故那烂陀被翻译为龙名。

    但是，比((大唐西域记》早近200年，成书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的《法显传》却无风水之说。“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那烂陀寺)，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还于此村中般泥恒，即此处起塔，今亦现在。”f2l此处记载与佛教建筑发展史相吻合。佛教建筑最早出现的是供奉舍利的有舍利塔和在雨季时临时居住的精舍，后期出现殿阁等大规模建筑。东晋时，印度佛教还未形成大规模寺庙建筑形式。故《法显传》中并未记载那烂陀寺的风水龙脉之事。

    对比以上三条史料，可以确定:大唐时期，印度佛教寺庙的选址理论与中国风水理论契合，中国风水式的趋吉避凶的建筑选址原则或习俗可能在印度普遍存在。该习俗认为房屋有吉祥与凶险的区别，并且影响着居住者的吉凶祸福。由于早期印度史料的缺乏，而仅凭《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玄类在印度的所见所闻，旁证不足。况且玄类所在的七世纪已离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相隔600年之久，记录者玄类又作为外地求法僧，其书《大唐西域记》又为其口述，门人辩机代笔撰写，他们带着“中国风水视角”评判和记录那烂陀僧伽蓝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至于该习俗从何时开始，是否受中国影响，从现在收集的史料来看，尚不能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