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不仅是古代中国所有人都应遵守的一种规定，甚至成为了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在深受儒家“不学礼，无以立”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是极其重视礼的，所以称为礼仪之邦。在清朝时期贵州方志中常见“丧葬俱尊家礼”之类的记载。“礼”字说来容易，但是仅在丧葬中就极其地复杂，不同的身份和性别在过程中需要承担的义务，比如，哭孝、跪拜等等，都有着严格的划分。《大定府志》中记载了这个繁复的过程，“有疾居正寝，女居内寝”、“诸子哭踊，妇人出，女丧则男出”，越日小硷、三日大硷、成服、初祭礼、祭礼，等等的程序。不同的性别、辈分在各个仪式中应该怎么做，都规定得极其详细，无时无刻体现出一种礼的秩序。同时，在古代官方成文的丧葬礼仪中，根据等级的不同，丧葬在规模、形式、时间等各方面也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官员品级越高的，在葬礼花费、政府补贴方面就越大，所用的各类物品，如棺材、酒席等规模就越大。传统的葬俗具有复杂且规定严格的程序，除去以上初终、小硷、大硷、成服、发讣告等等礼仪暂不详细述，仅正式祭吊之日的礼仪的繁复便可见一斑: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孝子于门前跪接执事者，延大宾入阁……于灵前捧主奉大宾四跪拜，请赐题。执事者刺孝子指血润笔和朱，奉大宾签神点主，毕。大宾赐给孝子盐茶禄米金银，起立，致赞词，孝子叩谢，行四礼，捧主置灵桌旋行……礼毕，鸣炮……宴客时，孝子逐席叩谢。宴毕，鸣炮送客，孝子俯伏门前相送，随行夕奠礼……晚，延道士多人诵经曰:伴夜。绕棺。三更后蒸糯饭一，盛三杯伴灵曰:衣禄，余分食众人。天未明，撤灵座，抬框至门前曰:偷丧。

    清王朝灭亡后，阶级性的丧葬礼仪基本消除，复杂的丧葬习俗也逐渐简化。民国时丧葬习俗主要是根据政府政策、经济能力和个人选择来筹办葬礼。

    惟上家富室择吉成服……亲友于展七日，具香烛火炮口口往吊孝……无力之家有二三日即葬者，谓之乘吉，或点主展奠只一日。开孝仅至亲，孝衣多有借用者。点主请贵者或福寿者点之，贫困家则否。乡间多不行此礼。

    删繁就简称为葬俗的大趋势，在民国时期的政府兴起“新生活运动”尤其是提倡“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④的简约朴素生活，对贵州社会的民俗较大的影响。此外，“近时国难严重，时疫流行，凡有丧葬，多从简约”贵州自然灾害以及瘟疫的盛行也使得某些地区繁琐的丧葬礼仪也向着简化的方便演变。而由西方传播而来的新式葬礼更是完全颠覆了原有的丧葬习俗，不仅更加地简变，仅需一天便可完成葬礼，而且破处葬俗中的迷信色彩，使得贵州的葬俗出现突破性的改变。例如浙江大学竺可祯先生在日记中记载其好友梅迪生在贵阳的葬礼，九点举行，由牧师祷告，然后献花。当天十点便发引下葬。在葬礼持续的时间上，这与贵州传统的丧葬仪式可谓是天壤之别，由此可见出民国时期贵州葬俗向着简便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