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积极意义在于打破了现代性的一元化垄断特征，在无法保证确定性的状况下运用一种非确定的多元的策略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危机。而这种多元与非确定性体现在当代墓葬环境设计中理应呈现出相应的百花齐放。为了适应各种信仰与没有信仰的现代人类的死亡观念，墓葬形式也应该更加丰富多元，甚至墓葬的形式也应该具备更多的非确定性。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波兰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的观点明显的赞扬了这一非确定性的作用，在他看来，应当将非确定性看作是人性与文化的基本属性来承受，而不是去征服。对于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宗教传统并没有提供完满的解决，至多提供了一种精神动力，是我们尽可能去理解非确定性，更好的在这种状态中行动。宗教最终承认，克服了非确定性的“完满”在“此世”是无法企及的。在他看来，正是对确定性的迷恋与幻觉构成了现代性危险与野蛮的一面。由于西方启蒙思想发展过于迅猛，以至于人类相信自己己经掌握了某些确定无疑的真理，但即使这些有益的启蒙思想，也有可能构成现代性一种危险的倾向，就是相信人类问题存在着一个人为的技术解决方案。但实际上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人为干涉不仅无济于事，还可能导致灾难。人的彻底自主的乌托邦以及对无限完善的希望，可能是迄今为止所创造出来的最为有效的自杀工具。’这种对进步主义的盲从与启蒙之后的神圣性丧失有关。神圣性的丧失产生了一种对文明的危险幻觉:以为人类生活可以无限制的改变完美，以为社会在原则上是可以任意构成的，并认为如果否认这种完美与任意性，就是对人的自主性的否认从而也否认了人本身。而这种想法为乌托邦国家的形成和由此产生的人类灾祸与浩劫提供了基础。

    对于人类社会上的乌托邦浩劫的批评，作者在这里不便赘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历史上这些乌托邦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设计师是起到过作用与影响的。因此我们在否定乌托邦理论的过程之中，作为设计师理应起到更好的影响。简单的总结一下克拉科夫斯基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性所面临的问题同样是现代主义建筑所面临的问题，单一化与均质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视为理想与荣耀，然而当我们发现纯粹的集体主义会带来严重的危险的时候，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信仰丧失的年代，非确定性似乎成为了唯一确定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