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始社会中期，就逐渐产生了宗教式灵魂不死的观念。《孟子·滕文公》中说:“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伤，则举而委之于壑。”自从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以后，就有了埋葬族人的习俗。如在半坡遗址墓碑中，埋葬的死人多是头朝西，表示灵魂寄托“西天”的意思。这种宗教式信仰，对祖先的崇拜观念，在我国母系氏族就开始了。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到了奴隶社会时期，厚葬之风和迷信活动大肆盛行。奴隶主阶级为利用宗教迷信维持其统治，大力提倡对凶礼的习俗，甚至把奴隶也作为祭品杀掉，作为殉葬品埋掉。商周时期制定了“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葬制，天子、诸侯、大夫、士及一般奴隶主死了，在硷、殡祭上从时间、仪式棺掉到殡葬品都有等级区分，而奴隶则只能“举而委之壑”或当殉葬品活活埋掉。如古侯家庄西北冈发现的大墓，墓室面积300多平米，深达12米，墓室中埋有执戈的奴隶和狗，棺室雕花饰纹，摆满了珍贵服饰器物。掉顶排放着兵器和仪仗执器奴隶、男女侍从奴隶，还有儿童和供玩的狗、猴等动物。像这样的大墓一般要杀生狗、杀祭三四百人，这种奢华浪费、残酷的杀葬陪葬制实在令人发指。

    在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神学思想、宗法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麻醉、统治、压迫广大人民群众，极力推行封建迷信的葬礼仪式。倡导:“破家而葬、债子而偿”，“葬埋必厚、衣襟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坟丧必择吉地”等，形成了一套复杂繁褥、铺张的迷信丧葬习俗。几千年来的厚葬、土葬方式，不仅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在精神上也形成了沉重的葬桔枷锁。

    根据《礼记》、《春秋》记载的厚葬礼节有:人死则必先复招灵魂之礼，要服孝三年，要七日或三日而殡，棺撑重、衣食多，务尽其美，葬时要诵经唱挽歌等。

    到秦朝又盛行殉葬，对劳动人民血汗财物的浪费及灭绝人性的葬殉、杀殉，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汉朝时期仍然厚葬不止，如史书中就讽讥这种耗资巨大劳民伤财的丧礼:“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盛至今缕玉匣，檐棕桓植，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家，广种松柏，庐舌祠堂，务崇华侈。”说明当时的封建迷信丧礼习俗是如此的奢华无度。而到了唐朝就实行“五服制”，就是要统治阶级上层官僚们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绍麻，礼仪也是侈繁。

    唯有宋朝丧葬开始注重节俭，如开宝三年曾诏:释威仪及装束异色人物前引”，规定要“合尚节约”“开封府，丧葬文家不得再用道。但明朝丧俗又泛起了讲究铺张浪费和炫耀财富之风。据《洪武圣政》记载:“洪武元年，御史高元倪言，京师人民讯习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亲友，作乐娱尸，无戚戚情。”

    清朝吸取了汉族文化的封建思想，迅速建立起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如由传统火葬改为土葬，丧葬礼节也趋向隆重，当今尚存的极其奢华、穷其人民财富的清朝陵墓就是证据。

    据《中华全国民俗志》记载，在辛亥革命前的时期，各地葬礼既隆重又迷信，浪费十分惊人。如富有者用绸绩衣十二种，贸者布衣七件，有官制的用礼服。打狗饼、招蟠魂等繁琐礼节，诸如“作七”:每逢七日设宴撰，逢请伦道，礼迁送经，以求冥福。“题立”:请当道的显者题之，全家着吉服，鸣炮祭乐，灯彩摇红，治丧;来者吊者均蒸为奠，孝子唯孝头右答礼。“家奠”:族中之人行礼，请僧道讲经，以求超度。“发引”:又谓之出殡，羽葆纷繁，鼓乐引导，葡旬仪盛者达数百人，有一套繁琐的序列迷信之说，还有“镇堂”安葬、复山、孝衣销帽等一大套的习俗仪式。而各省、各地区都有一些项目不同的各式各样的陋俗。

    几千年来，我国的丧俗贯穿着一个灵魂不死的思想，认为人的躯体可死而灵魂是永生的，因而主张重魂厚魄。这些不良习俗不仅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也栓桔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与精神追求。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初始就主张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提倡丧事简办，反对一些封建迷信、劳民伤财的习俗，实行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新的殡葬礼仪与方式。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殡葬事业被政府统一进行了管理，我国的丧葬习俗得到了根本好转，基本形成了严肃、节俭办丧事的好习俗和新风尚。群众赞扬说:“破了千年旧俗，树立了一代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