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早没有出家人这一说。佛教传来后，出现了出家人，叫做僧人，或者沙门，或者和尚。僧人、沙门以及和尚，这几个名词都是从印度来的。出家的僧人在社会中应该处在什么一个地位上，与世俗社会关系怎样，是个新事物。在印度，出家人地位一般来说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国王，一般很尊敬出家人。出家人往往也自认为自己的地位不低于世俗的王公贵族，这就是“沙门不敬王者”。但在中国，情况不一样，出家的僧人应不应按世俗的规矩，向国王敬礼，成了一个问题。一派—主要是僧人—主张不敬，另一派—主要是代表世俗势力的一部分知识精英，包括大部分皇帝—要求敬。两派激烈地进行争论。东晋时代有位高僧，名叫慧远，写了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主张“出家乃方外之宾”，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己协契皇极，在有生民”，“不得与世典同礼”，因此不应向王者致敬。当然另一派也有自己的理由和说法。这些争论在文献中有不少的记载。最后的结果，当然还是要敬，虽然慧远自己似乎是个例外。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件事的意义。这是当时可是大事。皇帝、大臣、王公贵族，当然也包括身处其中的僧人的领袖，都要发表意见，往往是一场或很多场很激烈的争论。

    在中国历史上，出家人与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国家对宗教的管理权，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有不少中国僧人到印度去，见到印度与中国不一样，“众僧名字不贯王籍”，“其有犯者，众自治罚”，认为中国的出家人地位太低，因此批评中国不对。但他们没弄明白，中印之间，政治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才有这些不同。在中国，政府对宗教从来就实行直接有效的管理，“神州出家，皆蒙公度。”中国自南北朝起，政府设立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僧人出家、僧籍等事物。后秦时有僧正，南朝有僧主，北朝有沙门统、僧统。政府设立有昭玄寺、崇玄署、祀部。这其实就是今天的国家宗教局。唐代有一位高僧，名叫义净，他去印度，在印度学习过多年，回来后向中国人介绍印度的情况。他的一部书叫《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他在印度尼西亚写的，书里说:“亦未见有俗官乃当衙正坐，僧徒为行侧立，欺轻呼唤，不异凡流。送故迎新，几倦途路。若点检不到，则走赴公门。求命曹司，无问寒暑。”义净把中国的情形与印度作对比，他觉得为什么在中国要不一样。但中国就是这样，这是没办法的事。在中国，“神权”必须服从“王权”。这的确与印度不一样，与中世纪的欧洲也不一样。用现在常常讲到的一句话说，叫“国情不同”。

    在印度，从一开始，祭司阶层，这里是讲出家人—也不仅是佛教，印度历史上还有其他宗教，至今如此—地位高，他们原则上不礼拜世俗的君主。王权与神权各自管各自的事，一般情况下井水不犯河水。

    这方面泰国的情况也相似。泰国属于南传佛教系统，与中国不一样。泰国的国王是很神圣的，但泰国的僧王不拜泰国国王，反而是国王拜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