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志原本功能说，除了铭记志主外，墓志原本就具有美化志主的功能，对此唐人也有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事，以虞陵谷之变，稗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图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之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同时，以礼教为核心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方式，通过自幼耳濡目染的教育功能与人们形成了紧密关系，潜移默化地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左右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在此作用下，撰写人会尽可能用一些辞藻来装饰志主形象，用一些与志主本人经历不相符的词语，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墓志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文学，其主要作用是树立正面形象，以铭记志主。

    因此，墓志的书写歌颂与真实的人生经历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唐朝公主的墓志中，很容易能够找到这样的例子，如郭国长公主墓志中，同样写到“其后君子晨歌，夫人昼哭，未亡为称，生意尽矣。抚视遗孤，将守柏舟之誓;志祈剃落，永从奈苑之游。”但随后墓志又写道“改降郑氏，陵谷可移”。墓志文字记载志主的品德与其实际行为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墓志上，反映出的是经过美化的志主形象。

    上文分析，渤海公主人物形象的刻画与郑国公主相似，受到了唐文化中以儒家伦理规范作为女性形象和评判标准的影响，鉴于唐朝公主墓志中存在的现象，渤海公主墓志中所塑造出的形象是否具有真实性，本节将从后世文字对渤海女性的记录探讨一二。根据《松漠纪闻》的记载:

          (渤海国)妇人皆悍妒，大氏与他姓相结为十姊妹，迭几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九人则群聚而垢之，争以相夸，故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碑，唯渤海无之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渤海女性在婚姻中的性格比较强硬，大氏是渤海国内贵族阶级中的一个姓氏，因此所说的可以看作渤海上层社会的女性性格。但从史料来源来看，仍然需要稍加辨别。这段文字记载渤海时期的婚姻家庭形态，实行的是比较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在迄今所发现的渤海墓葬中，凡男女合葬者均为一男一女，而无一男多女之例证。可见，这种葬俗所反映的婚姻和家庭形态，与文献记载具有一致性。因而此则史料所描写出的妇女形象可以作为渤海上层社会中女性性格的一个侧面，相较于渤海公主墓志中描写的那般贤良淑静，显得更为泼辣豪爽。

    金世宗时期为强化婚姻家庭中的礼教，针对渤海婚俗特意下诏明确:“以渤海旧俗男女婚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诏禁绝之，犯者以奸论”“旧”在这里应表“过去的、过时的”之意，而不是指渤海曾经有但后被废弃的。这可表明，传统婚姻习俗一直影响着渤海人，并持续到了金朝时期，渤海人对待婚姻的态度仍为自由奔放，相比之下，渤海公主对于婚姻的态度更为保守理性，具备礼数。

    由此，无论是渤海贵族女性的性格，还是渤海人对婚姻的态度，使得我们对墓志反映出的渤海公主形象与真实形象相符的可能持有保留态度。以贞惠公主的出生时间来说，此时大钦茂即位，着手制定与唐交好的政策，因而有可能会对女儿施以与唐朝公主同等的教育手段，作为大钦茂的女儿，自然会受到与其他女性不同的教育，具备的条件也要优于他人，晚出生的贞孝公主更是如此。如果以公主的标准培养，耳濡目染下也能够与墓志赞美无差，但在资料缺乏的前提下，从渤海女性的传统性格来看，也不排除墓志虚美的现象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