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墓志的书写规范来看，一方标准的女性墓志应该是包括如下内容:幼年聪慧，嫁与理想夫君，相夫教子，随后死亡。这是因为女性并非政治生活的主角，她们的活动范围主要限定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圈子里，婚姻、子女成为围绕她们生命的重要因素，因而墓志书写也会在这几个点上着重描写。作为一名古代女性，其生命主要是围绕女儿、妻子、母亲这三个身份开展。作为公主也不例外，可能相较于普通女性，其经历更为丰富多彩。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在郑国公主的墓志中，对婚姻的描写占据了较大的篇幅，家庭生活在墓志中有很大的比重，相较于作为一名公主，墓志内更多提到的是她作为女性，如何把握处理作为妻子、母亲的角色。除了与墓志书写时她长公主的身份有关，还应当结合墓志写作的背景，此时为德宗统治时期，德宗即位后，便致力于恢复礼法秩序。

    在此之前，自唐代社会中期以来，统治者吸取唐初诸公主谋反叛乱的教训，开始注重对公主传统礼法的教育，玄宗朝后，宫廷不但未再出现女性意识的痕迹，皇族的妇女文化反而发生了儒教化的趋势。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国家动乱，民生凋敝，人们对女性的关注点不再是其美貌才情，而是更为看重其在家庭中的角色，反映到墓志中，公主与其家庭、族人的关系成为书写的侧重点。

    像纪国公主墓志中，就记载“尽志以奉舅姑，降心以谐姻族，夙兴夜寐，能服烷耀之衣，殷祭大宾，必躬藻之事，恒自砒砺，未尝以箫歌废日”，炎区国公主也如此记载:“每至时移岁序，祭及蒸，祀事幸修，蹲姐镯洁。展冀妻之敬，怀祀妇之哀，精意明神，不懈夙夜，求诸淑哲，难以比方”。虽然根据唐朝公主的身份，以及特殊的别宅制度，是否能够侍奉舅姑的真实性有待考虑，因为同样是德宗时期，公主拜见舅姑之礼甚至演变为“舅姑反拜而妇不答”的局面，但此时关注公主作为女性及其职责的履行是毫无疑问的。

    回到渤海公主墓志中，墓志对公主人生的描写中规中矩，作为女儿时，所表现出的是她幼年的聪慧与美丽，作为妻子，表现出她与丈夫感情的和谐，作为母亲，儿子的早夭使她不能表现出母性的一面。整体上看，公主的人生同样表现为儒家文化的影响，与郑国公主墓志中较大部分放在家庭生活上相比，渤海公主墓志中的家庭细节就少的多，多表现为程序化的情感抒发。

    分析其中原因，首先从创作层面来看，无论是墓志撰写，还是其中引用的唐文化，如上文讨论，终究是新的探索，渤海国此时并未能够真正融会贯通;从时间上看，渤海国建国时间尚短，到大钦茂时期，渤海政权建设迈入正轨未久，不曾像中原那般经历过多个朝代政治生活的积淀，也不曾发生过唐朝时期的“女祸”，因此不会在女性关照上多加考虑，而是更关心如何模仿唐文化创作一篇公主墓志。换言之，一篇中规中矩的公主墓志己是当时渤海国能够作出的最大努力。因此在人生经历的刻画上，渤海公主的形象相对来说，没有更多生活细节可供墓志披露，也就缺少明显的书写侧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