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村丧葬文化的传承主要从对传统丧葬仪式的反复操作中反映出来，丧葬仪式的反复性操作和人们专注于仪式演示的特点，促进了丧葬文化的传承。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在乌村的访谈中，笔者一方面惊讶于村民对传统仪式的执着，一方面又感受到他们在仪式过程中的表演性质。大多数村民只是按部就班的照着统一的丧葬模式去做，并不理会这些仪式背后的意义。笔者在与村民的访谈中经常遇到以下情形:笔者问村民某个丧葬物品的含义时，他们会说，“历朝下来都是这样的”、“盘古开天地时候就有了”“习惯上就是这样做的”……或者笔者想知道传统丧葬文化的变化情况，一些村民会不假思索的说，“没什么不一样”、“差不多”、“没什么变化”，但当你分出时段来问，“民国时候是怎么样的”、“文化大革命时候是怎么样的”，他们便恍然大悟，开始回忆起来。大多数村民专注于仪式的各个程序甚至每一个细节，要求按照传统的方式做得准确、不走样，并不注重仪式的意义。追寻行动的意义通常是局外人和研究者的事。

    多数村民认为做道场是为了解罪，村中所有的丧家在办“白喜事”时都要请道士来“解幽灵”，然而，人是否真的有罪要解，他们相信人有罪吗?或者道场真的能解罪吗?访谈中，许多村民并不相信人有罪或者罪可以由做道场解掉。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道场?无论是为了热闹、孝道还是面子，都已经转换了“解幽灵”原来的作用。解幽灵背后的鬼神观念淡化了，但是其作为完整丧葬仪式的一部分仍然在持续。

    然而，不可否认，遵照仪式的背后存在着特定的信仰。“人们相信，按照传统去做，便能得到某种冥冥中的福佑，若是违背了传统，则会有灾祸”(郭于华，1992: 49 ) o村中的一位死人头首也曾这么回答，“看不见的东西，不说有没有，这是个人的信仰”。乌村的村民宁愿相信，按照传统的丧葬仪式来做能够得到祖先的庇佑，否则家庭会遭遇不幸。从城镇地区的访谈中，也能了解到这样的观念依然存在。

    建德市城区的老人过世后，家人会去丧葬用品商店购买寿衣、大被、蜡烛等，初丧时候的准备与农村较为相似。有许多子女不知道要准备些什么，他们会花钱找一个人为他们筹备，城区把这样的帮忙人称作“将军”。城区一位丧葬用品店的店主说，“有些将军看丧家什么都不懂，故意抬高价格，丧主也愿意花这个钱。他们失去亲人已经手足无措了，把老人的后世办得体面一点，什么东西都备齐，给老人烧去就好了。省得像有的人说的那样，遗漏了东西死人托梦来了。现在办这个事情，主要是求个平安，都不光是孝顺的含义”。

    风水信仰、他界观在城区的丧葬方面也有体现。大多数的丧家都会请风水先生挑选出葬的日子，但选出的日子多在三天到七天之间，很少出现鸟村那样停殡时间长达半个月的情况。此外，城市老人生前为自己购买墓地的行为导致了城市墓地的紧缺和价格上涨，“以前公墓可以自由买，很多人买坟墓，给自己买，造成了死掉的人没有公墓，公墓紧张的状况。后来政府规定只有开据了死亡证明之后才能购买墓地”、“条件不好的就买差一点的墓，特角奋晃的，死人的坟墓要朝南的，阳光好”。在城市居民内心也有一个死后世界，无论是安葬的日子还是坟墓位置对死者和生者都会产生影响。儒家学说对传统仪礼的强调、要原因，上升到孝的层面。推行是传统丧葬文化能够传承和保持相当一致性的重儒家学说把后代围绕长辈去世而做的符合仪礼的行为如果背离了大家都认可的守孝仪式，将会受到指责，“死掉就拿出去葬的，不知道多少没有良心了”。在鸟村，对一贯做法的违背同样会受到议论。民国时期，乌村就废除了请晌饭的习俗，“现在乌村一些人想请‘晌饭’要被骂的。以前已经禁止的，你们在迁东搬西干什么。以前有人家请过的，被别人说了，后来就没有人再请晌饭了。

    丧葬仪式的反复操作，强化了某些观念、信仰，使之逐渐成为人们的内在要求。这种仪式表演的教化，对于未成年的孩子和不识字的村民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教育(郭于华，1992: 49)。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按照传统行事，并不追究各中缘由。但农村传承着的传统丧葬文化却发挥着很多的功能，这也成为它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