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范热内普和特纳的理论，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丧葬礼作为一种i}}限确实能够使人们在审视、反思之后建立新秩序。这种新秩序是在一种摒弃绝大部分诸如社会权利、物质财富、地位等级等现实因素后的“反结构”状态中生成的，它的基础是人面对死亡后的价值再选择以及纯粹的人类情感，目的也是为了在之后的生命过程中搭建并保持一种人本位的关系，因此，出于其各方面内涵，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基于生命与情感而生成的新秩序。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这种新秩序相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是一种超越场，它的建立可以让人跳出并站在一定的高度反思原有秩序以及秩序里的自己，进而促使自己从情感个体的立场出发，矫正价值取向，摒弃那些在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等现实场域养成的价值观念，回归到生命为本、情感至上的空间当中。这不仅是对原有秩序的一种挑战与否定，也是助力个体塑造的良好时机。一方面，原有秩序在丧葬仪式这种个体必须直面死亡的特殊场域中被打破，另一方面，个体在打破原有秩序的同时获取了一种崭新的行为出发点，而这对于个体之后的价值选择、道德养成以及行为规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纯粹的基于生死场域而生成的秩序具有短暂性，它在人们必须直面死亡的丧葬礼中建立起来之后，可能会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存续且影响一段时日，但是，一种结构秩序的保持需要受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当死亡给人的冲击日渐衰微，那这种从死亡场域中建立起来的，纯粹基于生命与情感的秩序也将日渐松散，并最终在其他现实因素的不断侵蚀下解体。至此，人们又会回到等同于未经历过丧葬仪式的日常状态中，维系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纽带也会回到社会现实利益与一般情感呼应共同存在，甚至前者占据主导的情况当中。因此，生死仪式确实可以让人在一种超脱的状态下反观生死、价值等问题，并能够在短时期内建立起基于情感因素的人际新秩序，但是，这种秩序缺乏稳定性，对生死场域的依赖性很高，一般情况下，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且其能够发挥影响的大小也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