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特纳认同且继承了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指出:第一个阶段(分离阶段)包含带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表现个人或群体从原有的处境一一社会结构里先前所固定的位置，或整体的一种文化状态，或二者兼有一一之中“分离出去”的行为。而在介乎二者之间的“阈限”时期里，仪式主体(通过者)的特征并不清晰;他从本文化中的一个领域通过，而这一领域不具有以前的状况的特点。在第三个阶段，通过过程就圆满的完成了。仪式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重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且还因此获得了明确定义、“结构性”类型的权利和义务。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与此同时，特纳又补充和拓展了范热内普的理论，重点分析了“阈限”的内涵。他认为:如果阈限被看做是“从正常状态下的社会行为模式之中分离出来的一段时间和空间”，那么它就可以看做是一段潜在的详细考察的时间，而它所考察的对象，是产生它的文化的中心价值和准则。所以，阈限并非只是单纯的超脱日常，而是用一种新的视界观察自身以及原有结构的过程。

    特纳的阐述可以帮助我们从作为“针对生者的过渡礼仪”这一角度分析丧葬仪式。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丧葬仪式看成是一次生者正在经历的阈限。在举行丧葬礼的这段时间和空间里，人们可以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以一种新鲜的身份和视角重新审视固有结构。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在审视之后，经过一系列行为操作，最终组织建立起阈限后的新秩序。可以说，生者为逝者举行葬礼，其目的不仅仅只为逝者服务，还在有意无意之间以此为契机，为重新整合人际关系，建构日常新秩序提供着可能。

    通过对阜蒙县蒙古族丧葬习俗的调查走访，笔者了解到，在这一特定场域内，所有参与进来的人都暂时脱离了原有状态，权力地位、贫富差距、口角矛盾等都被淡化处理。所谓“死者为大”，无论逝者曾经在结构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但在丧葬仪式中，他是在场所有人中处于最高级别的存在，在这样一个“地位提升的阈限”里，之前比逝者社会地位或者亲缘辈分高的人都要向其鞠躬或者磕头。同样道理，孝子在丧葬礼这样一个i}}限里的级别最小，不论他平时掌握何种社会资源、拥有怎样的财富与权力，但在自己父母的丧葬礼上，他要抛开原有身份，给前来吊唁的人回礼，向包括抬棺、“打墓子”甚至前来参加丧宴的人敬酒、行礼，表示谢意。可以说，丧葬礼打破了原有的日常状态，将人们从固有结构中分离出来并暂时将其搁置在一个边缘状态里。在这个边缘状态里，人们看待自身、看待秩序、看待价值、看待意义的视角可以不再考虑社会权利、物质财富、地位等级等等干扰因素，可以单纯地以一种基于生命的出发点为建立i}}限后新秩序寻找素材。

    在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特殊环境里，固有的结构不复存在，而与之相对应的“交融”开始占据上风，人与人之间进入一种只是基于人类情感的亲密和谐状态。在阜蒙县蒙古族丧葬仪式中，逝者的家人与前来吊唁的人们通过各种互动拉近彼此间距离，更用一种“纳森宝音阿布那”的仪式，以分享逝者供品、生前餐具等方式试图建构一种更紧密的情感关系。一方面，只有认同逝者生前的人品和福气，人们才会去拿他的东西，另一方面，只有认同或者意欲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主家才会主动给别人东西。在日常秩序里，随意且不经主人同意便将其物品占为己有是不能被人接受的，但在这样一个秩序己经被打破的阈限里，社会规范以及道德约束可以被颠覆，一切行为都只为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睦服务。可以说，丧葬礼是一个为生者提供情感反思机会的空间。它经由一连串的分隔与聚合仪式，通过转变个体身份制造一个暂时的“反结构”领域，再在群体中以有利于彼此关系的互动增进成员间的情感，并最终使人们的关系得到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跳出原有结构并通过一系列审视与考察找到了重新建构新结构的方式以及自身应该占据的位置，一番解构一一审视一一建构之后，丧葬礼作为针对生者的过渡仪式就此终结，其给人带来的意义，似乎比逝者告别此世更为积极，毕竟，死者己矣，但生活对于生者，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