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葬起源很早，在新石器时代临挑寺霆山遗址己经发现有火葬，但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的儒家丧葬礼制极力强调“入土为安”，重视对先人身体发肤的保护。宋代统治者亦是鼓励土葬，明令禁止火葬，《东都事略》卷二中记载:“建隆三年(962)……三月丁亥，诏曰:‘王者设棺撑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想典礼，自今宜禁之。甚至在《宋刑统》中有规定焚尸的惩罚，“若子孙于祖父母、父母，部曲、奴脾于主坟家熏狐狸者，徒二年，烧棺撑者流三千里，烧尸者绞”。虽然朝廷明诏禁止火葬，儒士们也明确反对火葬，但是并未起到明显的作用，火葬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火葬的盛行下出现了专门的“化人亭”“焚化院”，这些焚烧尸体的场所多设置在城外较远处，例如《四朝闻见录》记载的浙江南屏山兴教寺“今遂为焚亲之场”;海盐县“景德禅院去县五里，在城西门外之焚化院”。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宋代佛教思想己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佛教火葬之说流传，冲击着传统的土葬观念。据文字记载及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四川、浙江、福建、广东、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山西河南山东北京等地均发现有火葬墓。除了受佛教思想影响外，经济贫困也是时人选择火葬的重要因素，宋代在土地私有制的政策下，土地高度集中，平民大多无田地，苏辙对此现象曾言:“吴越巴蜀之间，拳肩侧足，以争寻常尺寸之地。”这就造就了贫民多选择火葬以节省土地的现象。

    西南地区宋代火葬墓发现亦较多，尤其是四川地区。西南地区的火葬墓除了受到佛教“火化”思想主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外，还有部分火葬墓是受到道教火解之术的影响。北周时期的《无上秘要》己经记载有“宁封服石脑而赴火”的火解实例。宋代的道经中也记载较多的火解之术，如南宋《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云:“尸解有五，水解者投水，火解者自焚，金解受刃，木解倚树化，土解钻山入石。”其中火解即是取火自焚、升仙而去，后来演变成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焚，而是给人以自焚的假象，以达到升仙之意。宋元时期《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中云:“丙子日夜，取雀一只，雄者，用小笼子盛，法度同前。但喂伺在枕头边，安顿用水嘿之，取悉吹悉，如前法，四十九日足。度雀在手中，临用时绊线一条系雀头上，雀死收之怀中，见大火处，掷雀入火中便去，不得返顾。呢曰:‘朱雀居吾前吾握造化权。三台护我命，五帝注生全。支波鸟神火化仙，令吾性神两全。急急如律令。此文将道教火解成仙的仪式记载详细、完备，火解成仙作为道教重要思想，在道教理论不断完善中也逐渐复杂化、规范化。

    道教的火解之术意在自焚升仙，是道教徒主动选择的一种升仙行为。西南地区宋代火葬墓亦有可能是受到道教火解思想的影响，《夷坚甲志》中有记载道教信徒周史卿的火葬事迹，“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元裕初，如京师赴省试，中途遇道者云云，即归与妻子入由果山炼丹……在山二十年，丹垂成……谓妻曰:‘我当略往，七日且复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生平与一僧善……闻周死来吊，力劝其妻曰:‘学道之人，视形骸如粪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虽受到佛教僧人的影响，但作为道教信徒的周史卿还是采取了火葬的形式，体现了宗教融合。成都西郊金鱼村宋墓M9是一座长方形券顶双室火葬墓，墓主为吕忠庆夫妇，左室镇墓券文“今有奉道男弟子吕忠庆”等内容，可见墓主信奉道教，虽不是道教徒升仙的“火解”，但却是与道教信仰有关。以上皆是信奉道教人士死后焚尸而葬的现象，由此推测西南地区宋人在看到道教信徒的火葬行为，以及受当地浓厚的佛道思想影响下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风俗，时人追而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