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江认为，佛家文化博大精深，对佛教生死观给出结论是十分困难的，原因有三:第一，“中国古代的佛教教派繁多……有不同的人生信仰和人生理论”;第二，“中国佛教徒是一个由不同社会阶层、经济条件、文化修养、个人经历的社会成员组成的一个异常庞杂的综合体……他们的人生观是不尽相同的”;第三，“佛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不同的社会心理、时代氛围的制约影响，因此，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佛教徒的人生观也不尽相同。”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郑晓江以为，佛教的生命观是消极的，“是对人生本质及其关系的错误歪曲概括”，但是又包含合理因素。在郑晓江看来，人生是一个苦乐参半的矛盾集合体，也是一个不断战胜困难，收获快乐的过程。那么佛教以“人生是痛苦的”为人生理论基点，“佛教把人的身体看做‘臭皮囊’，视为成佛的障碍，认为人要超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要抛弃肉体的存在……这种来生成佛的理论，实际上是把人们生的希望置于死后。佛教的生死理论违背了郑晓江所理解的人生。因此，郑晓江认为佛教建构的生死观是非理性的，对其作出了批评:“佛教给人们指出的解脱人生痛苦的道路不是积极的奋斗抗争……而是一味地专心于个人的修持，求得个人内心的心理平衡、精神解脱，它把佛教徒引向了一条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和火热斗争、无视社会改造的人生道路。并且，郑晓江以为，佛教的盛行对中国人趋于内向性格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汉唐以降，随着佛教人生理论渗入民族心理结构，中国人的民族心态开始导向封闭保守……这种民族心态导致了中国人较为缺乏向外进取的探索精神，束缚了人的创造性思维”。郑晓江认为，虽然这种性格有稳重之优点，但是相对于其他学派的生死哲学思想，佛教对于生命欲望的压制过于严苛，以致于不能迅速接纳新生事物。从以上可以看出，郑晓江对于佛教无欲无求人生观的批判。

    在郑晓江后期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生死观的肯定之处。首先，郑晓江认为，中国生死智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沟通生死，将生死看做一体的，例如“佛家‘了生死’的智慧”;一类是把生死断为两部分来看的，例如“《列子》书中‘生不知死，死不知生’的智慧。郑晓江认为生死互渗是生死的本质，领悟到生死可以互相融合的人才是获得生死大智慧的，才能更好地生活，以及淡然地面对死亡。其次，郑晓江认为，利用佛教哲学思想对临终者及其家属进行临终关怀能够起到抚慰作用。“佛教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直说、净土宗的‘念佛法门’，能够更方便地引导人们获得安心，降低焦虑感，在对人们灵性的抚慰上更容易发生作用。佛教的生死观在此处被肯定。

    佛家学派向来以它独特且深沉的目光俯瞰着人类，希望把人类从命运的苦难中解脱出来，达到永世的幸福。或因篇幅有限，或因佛教思想博大精深，总之，郑晓江没有对佛教生死智慧进行深挖，而是仅揭示了其中一些浅显生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