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江所论述的宋代生死观的代表人物有李勤、张载、陆九渊、文天祥、朱熹、罗汝芳、李赞等。郑晓江认为，他们大都继承了儒家以道德为中心的生死智慧。他们寻圣贤之道路，修生命之德行，为获得死时的坦然而追求美德传世。笔者选取朱熹为代表对郑晓江所论述的宋代生死观进行阐释。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朱熹延续了儒家思想，成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其传承的儒家人生理论思想稳固发展，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民众人生思想的主导。朱熹有一套自己的人生价值体系，他把人应该遵循的规范从儒家的天命制约上升到需要发自内心实践的人生准则。郑晓江评价说:朱熹“着意于找寻人生命和生活的本体根据，希图以本体的性质直接外化为人生的准则，理论上是一大飞跃，现实中也更能使人信服和遵守。但是朱熹的人生理论有其明显的局限性。朱熹把儒家道德规范上升成为每一个人都源于内心应烙守的准则，但是这不是普适真理，不能够在每个社会时期都适用，并且以礼约束了人的自由发展。因此郑晓江批判:“儒家倡导的具体的伦理纲常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又被封建统治者加以强化和利用，使中国民众背上了沉重的人生枷锁，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束缚了人的发展。郑晓江以为，人的生活应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把道德实践当做人生的全部是违背常理的。这和郑晓江对先秦儒家的评价“泛道德主义”类似。当然，朱熹的人生哲学也有其精华可供我们学习。例如，郑晓江也赞同朱熹的某种人生观:人生应把内在的知和外在的行相统一，不做不思索的随波逐流之人，也不做明知故犯之人。只有内在领悟与外在的实践相一致，人生才是完整和幸福的。郑晓江在探讨朱熹生死观的时候，给出了一个总结:“朱熹把特定时代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本体论，从而使中国人生理论在宋元以后缺乏内在的生命力，开始趋于僵化和凝固化。”

    针对朱熹的人生理论思想，郑晓江大胆而有力地给出了正面的批评，认为其因循守旧的思想一直流传至今，实在不可取。但是适合当代人人生观建立的精华部分又必会大力赞同。从这里也看出了郑晓江致力于学术客观公正之心。从郑晓江所论述的宋代生死观中可以看出，此时期的生死观依旧是以道德为中心的儒家生死观思想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