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回看东西两汉四百余年的时光，统治阶级和高级官僚阶级的墓葬建筑从“昭穆之制”到“同堂异室”制，平民百姓的墓葬建筑其象征宗族祭祀的物件越来越多;天子的饭含之物从“珠”变为“玉”，敛礼从具有等级数量规定的衣裳变为“金缕玉衣”;从简单的“棺撑墓室”到“黄肠题凑”;从凶礼禁止歌唱到制定“挽歌”制度;从“三年丧制”到“以日易月”的走走停停;从“去官服丧”到“夺情起复”的盛行……我们从丧葬文化的变化里，看到了政治的平稳与动荡;经济的繁荣与萧条;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民德的淳朴与狡黯。在那个追求“孝”“忠”的年代，丧葬文化是天子淳化民风、巩固统治的媒介;丧葬文化也是叛乱者求得正名、谋权篡位的手段;丧葬文化是孝子“追远”的寄托，丧葬文化也是小人“求利”的工具。站在我国封建等级社会的开端，丧葬文化推动了汉代的历史变化，汉代也为丧葬文化描摹了时代色彩，并影响至今。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素来，我国就被誉为“礼仪之邦”，礼仪是我国维系并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而丧葬文化是我国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丧葬文化依旧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文化最纯正的血脉、蕴含着丰富的风俗文化教化资源。因此，我们今天仍旧倡导以丧葬文化为媒介“慎终追远”，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能够抒怀内心之“孝”，让我们可以对亡者表达最真切的哀思和最深情的追忆;更是让我们能够用“以‘家’为单位，以从‘家’到‘国’为路径”的方式来稳固社会道德基础，用“连结‘生’与‘死’的丧礼”引导人民，实现“抚世道而厚人心”的目的。

    但放眼当下，时代的飞速发展、文化的多元交融让我们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方面是生态环境呼吁的殡葬改革与一些传统丧葬陋习的碰撞。自2012年《殡葬管理条例》修订后颁布以来，我国殡葬改革事业在不断的深化与完善。但由于殡葬改革积极倡导“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破除旧的丧葬习俗，节俭办丧事”等，这些倡议与我国传统的丧葬习俗存在一定的冲突，在推行之初往往不能被民众所接受，尤其一些偏远地区，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还存在配冥婚、抵制火葬等现象，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旧危害着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成为殡葬改革较难啃下的硬骨头;另一方面是在新文化的冲击下，一些对我国传统文化养分汲取不够的人容易忽视我国丧葬仪式与丧葬文化的内核，一味标新立异，不重视文化血脉根源。这种现象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恶劣的，因为倘若无法从传统丧葬文化中吸取家族传承的文化、缺少文化认知的根基，那么在丰盛的文化大餐面前就容易迷失方向，或许也无法在肃穆的丧葬礼仪中体认生命的珍贵与神圣，进而难以树立正确的生死观、难以在“生”与“死”之间寻求任性与责任的平衡，从而克制情绪的狂热和脆弱。

    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文化的多元性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地盘。前些年，欧美风、日韩风一阵阵席卷我国的文化阵营，一些自我认知、文化认知还不健全的青少年盲目模仿，对欧美日韩提倡的习俗、输出的价值趋之若鹜，反却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仁”“孝”“忠”“义”“礼”“信”等道德观抛诸脑后，在我国传统文化教化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丧葬文化也被忽视，甚至不被一些青少年所接受;二是殡葬改革的一些措施割裂了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有机关联。一些地区只注重殡葬改革的效果，不考虑实地情况，不尊重本土文化，在推行方式方法上不懂变通;三是地域的隔阂、文化程度与生活方式的差异等逐渐淡化了血缘家族之间的情感联系，大家族之间较难形成统一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汉代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这使得家族成员间必须保持紧密联系，相互协作。当前，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空前繁荣，人们的财富不断积累，为了追求理想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环境，离开家乡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的长期不同使家族成员间形成有差异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传统的丧葬仪式将家族成员聚集一起，宣教与传承统一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是有一定难度的。

    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们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之策，既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对其进行扬弃式的继承与发扬;又立足于时代发展，以更好的方式发挥丧葬文化对社会道德基础的教化作用。近年来，一系列家风传承的故事流传开来;开通了网上扫墓与祭奠活动;运送英雄的遗体回国、回家乡，庄严且郑重地对待每一位国家英雄、民族英雄的葬礼。我们也能看到一批批海外游子荣归故里，扫墓祭祖、瞻仰先人、温习家族传承的优秀道德品质;基层政府主动为乡村无后的“鳃寡孤独”办理丧事等等。丧葬文化以一种更符合时代需求的方式宣教着我国源远流长的道德文化，淳化着无数中华儿女的道德品质。

    今天，或许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才如此重视血缘家族、血脉传承，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始终沿着血脉牢牢握住民族道德与文化的根与魂。未来的路还很长，传统丧葬文化要在新时代继续实现使“民德归厚矣”的价值，在文化内涵和方式方法上还需要继续兼容并蓄、创新发展，不断与社会治理需要相结合，与现代文明生活相结合。看清来路，才能把握方向，这也是笔者展开研究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