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师亡日，净年十二矣。大象既去，无所依托.遂弃外书，钦情内典.十四得霜细，十八拟向西天.至三十七，方遂所愿。”这个时候义净己经有了要到印度去求法的念头了。义净有这样的想法，很明显地是因为受到了前辈僧人法显和玄类，其中尤其是玄奖的成功形象的鼓舞。所以义净后来在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时，第一句话就讲:“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拘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奖法师乃中开王路。”始终把法显和玄类当作自己的榜样。

    永徽六年(655)，义净满21岁了。按照惯例，慧习禅师为他举行了授具足戒的仪式，他正式成为一位僧人。《宋高僧传》卷一讲他“法腊五十九”，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算起。他自己则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讲道:

        “及至年满进具，还以禅师为和附。既受戒己，忽于持夜行道之际，烧香垂涕而伸侮曰:‘大圣久已涅梁，法教讹替.人多乐受，少有持者。汝但坚心重禁，莫犯初篇。余有罪想，设令犯者，吾当代汝入地狱受之，烧指烧身，不应为也。’进奉旨日，幸蒙慈悲，赐以圣戒，随力竭志，敢有亏违，虽于小罪，有怀大惧。”

    从这一段回忆看来，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义净特别重视佛教戒律的学习，这可能也是他后来特别选择律作为他翻译的主要对象的原因之一。从此以后的五年之间，义净主要学习律典。

    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玄奖逝世。玄奖的逝世更加坚定了义净去印度的决心。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义净已经36岁了，才终于开始了他的印度之旅。武周长寿二年(693)，义净已经59岁。这年夏天，他终于从室利佛逝最后回到了广州，证圣元年(695)夏天抵达洛阳。完成了他的印度求法之旅。义净到达洛阳那天，欢迎仅式规格之高，甚至超过当年的玄奖。玄奖抵达长安时，只是京城留守房玄龄派了一位司马、一位大将军、再加上长安县县今迎接，其余迎接的人虽然多，可是都是僧人与一般老百姓。义净这次回来，却是皇帝武则天亲自出城迎接。并赐其“三藏法师”是我称号。《开元录》卷九一记载了这段经历: “以天后证圣之元乙末仲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硕，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粗。天后敬法重人，亲迎于上东门外。洛阳瑙侣，备设幢播，兼陈鼓乐。在前导引。软于佛授记寺安置。所得梵本，并令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