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山德清在牢山海印寺的产权纠纷中，因扯上宫廷的皇储问题，而成为案外有案的现象。但是，如单以上述的评述意见来看的话，似乎又缺乏完整的发展过程，无从判断是非。
(1)憨山德清并非特别钟情于东海之滨的区区“海印寺”这个地方，而是借隐居以等待皇太后态度的明朗化。泰昌是德清未到唠山就出生的，时间在万历十年八月。而宫中认为于五台祈嗣有功的，。是妙峰、大方、德清三人，其前二人在万历十二月才赏赐完毕;至于德清，因避隐东海，太后命龙华寺住持端庵亲访之，宣达欲赏赐之意。德清既知太后人情周到，不必急于一时，暂于婉拒，以留待将来重建报恩寺时再领受。
但是李太后急于表达感谢之意，在德清婉拒后，改欲于北京西山建寺以居之，派太监前往示意。德清又再辞谢。太后不得己拔三千金，仍遣前一太监前往，以供德清清修寄居之用，德清仍不受，转请太监以宫中名义，便散山东各府的“三僧道孤老狱囚”，并各取所司印册缴报。这一点，后来在官司中调查德清的罪证时，甚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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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憨山德清在唠山居住之地，为罗教的发源地……罗清教的故乡。德清既然扮演了一次大慈善家，甚获当地黄氏家族的好感，便开始影响罗教徒，来随德清习佛法。
晚明佛教从林问题中的罗教问题，反映在德清的改革事业里，并非只是著作批判，如袜宏和密藏之所为，而是深入基地加以扭转。所谓“有缘则能摄化外道，无缘则不能摄化道士。外道饭服，因见内使久往来。道士生端，疑闻宫中之构隙。故曰:佛法付与国王大臣”。，’’…这是福征的评论，把双方势力的消长和官方介入的重要关联性深刻而明白地凸现出来。
(3)在茅棚里住了三年多，德清不但在山东的影响力日增，太后也关怀备至。当寺宫内新刻的《续入藏经》完成，朝廷勒颁十五部，散施天下名山。
最初四部经书，欲置四边境寺院，中选的寺院居然是:东海牢山、南海普陀、西蜀峨嵋、北属庐芽。牢山为德清，庐芽为妙峰，和四大名山的两处圣地同其分量。如相对嘉靖一朝道士的得势，和尚的式微，德清能得朝廷如此重视，可谓扬眉吐气了。
然而，茅棚岂可安置“钦赐《藏经》”?为了这一荣耀，德清除了先其寄放官府之外，也接受宫中的捐款，起造正式的寺院，以安置《藏经》。连带也请太后命名为“海印寺”，以示其合法化的地位。
根据明代的宗教法律规定，私创寺院是禁止的，德清的“海印寺”虽为安置“钦赐《藏经)’’，因其实际上未获官方许可，应属“私创”性质，绝无问题。这也是官方后来方能据以将其起诉，而罪名遂亦不可翻案的原因。但假如不是德清认定，朝廷先颁《藏经》于前，又得太后“赐名”于后，法律要件大约可视为具备，则德清可能不敢正式起造。所以法律要件的认识未清，在本质上是最关键的。
从这一点来看，朝廷和德清双方都各占一半责任。因朝廷根本不该将“钦赐”之物，颁给一违禁的“私创寺院”。而德清在道德上自无愧疚之感，只视为沦于宫廷是非的牺牲品罢了。
(4)德清的产权纠纷，于万历十八年(1590)较为激烈。《年谱》上提道:“时有欲谋道场者，乃构方外道院，假称占彼道院，聚集多人，设于抚院。时开府李公，先具悉其事，痛恨之，乃送莱州府，穷治其。予(德清)亲听理，为救之。”当寺官司争执激烈，官方左袒德清，对方不服，聚数百人作闹于府城;其中甚至有欲拔刀杀德清者。—这是德清个人的记载，虽不无是有自我辩护之成分。但当时风波之大，他亦不讳言。
然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憨山之谴”条的说明来看，使因为德清和“送经使者”太监张本过于亲近，既因颁《藏经》太过炫耀，招来各方的嫉妒;又借势起建“海印寺”，占人道院故址。当道士前往理论时，又遭德清的垢辱。因此，由道士耿义兰奏闻朝廷，才遂因而被逮下狱治罪。
可见，官司的问题，终究还是与产权有直接的关联性，只是和宫廷内争储的因素比起分量较轻罢了。为此，本人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进一步阐述这一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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