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就得到了道士帮助。虽然朱元璋出身于和尚但他利用道教的神仙思想炮制了君权神授的舆论。称其祖坟有“天子气”;母亲孕育他时吃了Till药，故其出生时，“红光满室”;幼时有道士人其家告其父“八十三当大贵”;攻打陈友谅时有周颠仙预告他是真命天子，能剪灭群雄，致天下于太平;在即位之前，梦道教三清尊神从其家上空飞过并派人授真人服和法器等物。在征战过程中也有道士为他出谋划策，较出名的人有刘基、周颠仙、铁冠道人张中，这些道人都有神异之处，能预言吉凶，参预朱元璋的军事决策。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道教已进入明王朝的政治生活，《明史》卷74云:神乐观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抵及宗庙，社翟之祭，隶太常寺，与道录寺无统属。神乐观由道士主领之，是训练和培养充乐午生之道童的地方，也就是国家仪仗队或国乐队.可见道教于明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①朱元璋对道教进行了扶持。他曾亲自作《周颠仙人传》。朱元璋特别重视正一道，他未取得帝位时就曾出榜招张道陵四十二代孙张正常，并派专人访求。在登基后，张正常被“授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设寮佐，日赞教，日掌书。定为制”张正常死后，又命其子张宇初袭教，同样礼遇有加。明太祖在位时还起用一些有名望的正一道人，如邓仲修、傅若霖、张友霖、黄裳吉、宋宗真等。而这个时期的全真道由于脱离群众，和正一道相比影响力日渐衰微，这时只有张三丰偶得朱元璋的重视，曾派人寻访，未得。在优待道士的同时，他还亲自为《道德经》作过注，表示对道教的推崇。

    明太祖对道教的重视一方面有对辅佐其夺权的道士的感激，但更重要的是他对如何利用儒、释、道三教来为其服务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三教之立，虽持荣俭之不同，其所以济给之理非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明太祖认为三教都是教化百姓的重要工具，可以在社会政治与伦常生活中起到维持秩序的作用。在三教之中，他首推儒学，认为儒学是“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只要有国家就不可无儒学。而对于佛道二教，他认为是两翼，对儒学起了补充作用。明太祖本人并不相信神佛，这可从他所讲的一段话得到印证:“昔梁武好佛，遇神僧宝公者，其武帝终不遇佛证果。汉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避举。以斯之所求，以斯之所不验，则仙佛无矣”。他对佛道的重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考虑。他认为“其佛仙之幽灵，暗理王纲，益世无穷”，“若弃绝之，而杳然则世无鬼神，人无畏天，王纲力用焉”。出于这种考虑，明太祖一方面推崇道教，另一方面则从制度上对道教的活动作了严格的规定，防止僧道“不循本俗，污教败行”和一些人利用道教图谋不轨。为此，明太祖在“洪武元年立善世、玄教二院。四年十二月革除。五年给僧道度碟。十一年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设提点、知观。十五年始置僧录司、道录司。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碟。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碟，不通经典者黝之。”明太祖在地方也设立了僧道管理机构，“府道纪司，都纪一人，副都纪一人。州道正司，道正一人。县道会司，道会一人。俱洪武十五年置，设官不给禄”任命有名望的僧道对本地方的僧道进行管理。明太祖对道教的管理一直在明朝延续下来，为后来对道教的管理奠定了一个基调，`f其后，……道士有大真人、高士等封号，赐银印蟒玉，加太常卿、礼部尚书及宫保衔，至有封伯爵者，皆一时宠幸，非制也。”这套制度成为明朝历代皇帝共同遵守的制度，甚至还被清统治者延用了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