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教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道教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上，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道教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明世宗死后，道教盛极而衰，其原因有明世宗后的皇帝鉴于前朝对道教崇奉过滥的教训而对道教采取抑制的措施;有道教的上层人士过分热衷于争权夺势，在理论上没有创新而无法适应当时的形势;也有一些人为了获得皇帝的宠爱而入道，使道士鱼龙混杂，在明前期，道教的社会地位不算很高，只能居于儒学之下，和佛教一起作为儒学的补充。道士作为“杂流”只能在道录司等其它道教管理机构担任职务，最大的道录官员也就是正六品，州、县的道官则未人流。但是在成祖以后，.道士渐渐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仁宗因沈道宁有道术，“阶正三品，赐以法服”。宪宗和代宗时期是明代道士从政的一个重要时期。道士的官阶逐渐提高，直隶宜兴(今属江苏)的蒋守约从神乐观乐舞生被逐级提拔为礼部尚书，开了明朝道士充任高官的先河。宪宗时开始实行传升制，这个制度破坏正常的官员升迁程序，皇帝通过宦官传旨直接升迁某人，而不需经执掌大臣议论，由于所传升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僧人和道士，传升制为道士做官大开方便之门。以至在成化二十三年十月，礼上书奏称道录司的官员比原来的膨胀了十五六倍高达一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