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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江从墨家的思想中,发现其生死观表现出功利和务实的特点。从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强力”、“非命”、“节用”、“节葬”、“兼相爱、交相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等思想,郑晓江认为,从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墨子生死观的理论出发点是能否带来社会利益。再者墨子主张“万事莫贵于义”。“利于天下生灵的事。利国利民即为‘义”。郑晓江认为这种为了社会安定、人民幸福而死去的思想是极其有价值的。“墨子的死亡价值论,实际上是使最无价值之‘死’通过‘义’的桥梁,而达到了最高价值的彼岸。”与与墨子提出的“非命”,认为命运靠自己掌控,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更多的财富。

郑晓江认为这不失为一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的人生观。诚如郑晓江之言:“人生有限,而利天下事无限。”郑晓江赞成“非乐”、“节葬”、“节用”,但是对于墨子只看重物质生活,不提倡精神发展的主张,郑晓江将其界定为“极为狭隘的功利主义”。认为其忽视了人民情感陶冶的需求,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墨子衡量一切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社会和百姓,其生死观也是如此。这种生死观从实际出发,以“义”为中心点,舍弃不需要的,留下为社会、人民有利的,充分显示出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墨家最终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体系并长存,郑晓江以为,“人生准则不应该从人自身抽象分离出来,同时人生价值的确定还应寻觅某种外在渊源,这样,才不致于失去她对人生的制衡约束力量。”
郑晓江对于墨家思想语录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发现其生死观表现出功利和务实的特点。但有一点笔者表示质疑:对于墨子既说“非命”,又提倡“天志”,其前后思想是矛盾的。郑晓江解释:在等级森严的当时社会,“天命”是统治者的骗局,权贵们凭借“天命”的论断坐享其成。“非命”是墨子对于底层大众的积极鼓励:“希望贫者贱者们跳出‘命定’的圈套,奋发有为改变自身的贫困状态和社会地位”。郑晓江认为,墨子是为了反对儒家的天命才提出的“非命”,他的目的是鼓励底层大众跳出“命定论”奋发向上,改变贫困现状,这是出于他出身卑贱的私心。我认为,既然是出于墨子卑微的私心,其实质就不是在为社会的整体利益考虑,那么墨家的生死观只能说是表面上的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