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渝湘交界地盛行丧葬仪式，文革期间彻底中断，1976年以后湘西田氏坛门开始继续再做，紧接着其他的湘西灵基教坛门也陆续恢复自家坛门的丧葬仪式。【田氏坛门弟子田应勇口述，2018年12月于野竹坪村]而在重庆的坛门则是从土地改革政策之后才开始继续做起来。为较为全面了解渝湘交界地丧葬仪式及其执仪者的生存状况，笔者将从丧葬仪式生存状态、坛门生存状态、道士先生生存状态三方面梳理三者于历史变迁中的生存动态。

                             上海公墓,浦东公墓,华南陵园,

    “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宗教是苦难者的呻吟”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唐宋元明时期，丧葬仪式作为融“儒释道巫摊”于一体的复合式隐形宗教，在受“以夷治夷”之羁摩制度和土司制度管控的渝湘交界地盛行，成为于残暴统治之中任人鱼肉、宰割的普通百姓之心灵良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两地丧葬仪式盛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丧葬仪式彻底中断。这一时期大量的抄本被毁，老一辈道士先生相继离世，大部分仪节也随之沉寂在历史的河流之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丧葬仪式开始恢复，这一时期的丧葬仪式及执仪者的传承都出现较为严重的断层现象。丧葬仪式随时代的变化也迅速改变，这种改变一方面体现在“取其华，去其糟粕”的“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于传统文化的盲目摒弃与对当代文化的“随波逐流”式吸取。

      “取其精华”主要体现在丧葬仪式中保留了顺应时代又具有“教育与感化人心”之核心仪节，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大量优美唱词的唱本等方面;“去其糟粕”首先体现在一些仪式的摒弃，如重庆一带建国以前的“人头祭”，其次体现在会对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过度“鬼神迷信”思想之消退，较大程度地开化了人们的思想，最后是过长的仪式天数，如过去持续一个月、两个月的仪式，对于道士先生以及主家来说都是一种负担。此外，秀山县、保靖县几年来兴起的火葬场超度也较为人性化一方面为居于城区的居民提供了举办丧礼的场所，避免了扰民问题，一方面对于“请道士先生超度”不持反对建议，给亡人家属提供了情感缓冲地带。

      “对于传统的盲目摒弃”主要体现在过去道士先生对于抄书唱本文字严谨性、对技艺、艺德有严格要求的逐步丢失，仪式中有出现“偷工减料”、该做的法事不做或者是乱做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年轻人中较为常见，也是老道士先生们较为无奈的一点。而“对于当代文化‘随波逐流’式吸取”则主要体现在西洋管弦乐队的盲目引人以及“的士高”乐团的进人，稀稀拉拉铜管乐吹奏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与“红橙黄绿青蓝紫”灯光闪耀下的超短裤“热舞”已在丧礼中出现。

    总体来说，渝湘交界地当下的丧葬仪式仍然以请道士先生为主，少部分较富裕家庭也会请当地的现代歌舞团队，在整个的丧葬仪式之中，坛门乐班与主家所请乐团分工明确，乐团表演的时间通常是集中在某一天，分时间段进行表演。2020年6月笔者于湘西小溪村参与观察了一场丧葬仪式，该场仪式由田式坛门田仁旺掌坛师负责，主家在第三天请了重庆一个乐团，该乐团由当地的歌手组成，表演内容以唱《母亲》《父亲》《烛光里的妈妈》等流行歌曲为主，此外还有乐团还有为“哭灵”的环节。据乐团团长介绍，他们班子的成员要不定时排练，每次出场费是400元一天。乐团成员表演时，成员的声音、表现力及整体台风较好，台下观众反应较为强烈，老人、妇女、帮忙的厨师们都在讨论、说笑，结束之后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乐团表演结束之后，由田氏坛门接着进行“打闹台”仪式，掌坛师田仁旺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走向灵堂右边，而是带着其他几位师傅，庄重地穿上道袍、戴好五佛冠、带着各自的乐器走上了乐团搭好的舞台，田仁旺师傅将鼓放好、坐在椅子上，其他几位道士先生持锣拔站在两边。准备就绪之后，田仁旺击鼓独奏[法鼓三通]，鼓独奏部分由弱到强、鼓棒由鼓两边循序渐进敲击靠近鼓心又逐渐敲击至鼓边、连续的三十二分音符均匀规律并以“波浪式曲线”变换力度、不断加花变奏并变换敲击手法和位置的鼓独奏让在场的村民都逐渐围拢过来。紧接着头拔、二拔以强力度演奏加人合奏，头拔、二拔以连续的三十二分音符交替演奏，最后鼓锣拔一同齐奏，乐团的人也在一旁认真观看，全场特别安静，不时有孝信偶尔向着舞台作揖。闹台结束之后，全场没有掌声，一片鸦雀无声。

    笔者于短短一小时之内观察了两个相差甚远的丧葬仪式之现象，新生乐团的演唱与道士先生演奏似乎是“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一场“博弈”与“对话”，而村民的反应则一定程度体现了本地人对于现代歌舞报以“审美”态度观赏，而对于执仪者的演奏则依旧保留一份“敬畏之心”，这一对比也是当下渝湘交界地丧葬仪式处于“变与不变”之历史路口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