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此衡量乃是教内衡量与教外衡量的综合。就教内衡量而言，由于僧格养成于对戒律规范的践行和定与慧的熏修，故其标准必然以较为纯粹的宗教追求为要;而教外衡量则无法做到纯粹，因为社会大众都难免会以世俗标准为第一参照考量这些已是外于人伦的群体或个体。不过，由于佛教及其佛寺在彼时之整体性社会中的社会位秩因社会关系的直接化而至少有“臣”的名分，故其教内衡量也柑对处于弱势。这也就意味着，在传统的整体性社会，僧格之标准其实多来自世俗社会以自身之标准出发的对佛教、佛寺和僧侣的综合认识和评判。也正是因为这，在世俗王权处于绝对强势的社会环境里，检束僧行必然会成为政府管理手段中的主要内容。而且，由于其检束措施几乎完全由世俗权力机构实行，且其制定标准也主要取决于世俗的相关认识和价值判断等因素的存在，以世俗社会业己形成的佛教认识为尺度的僧格标准便成为具有主导作用的且，由于这一标准从一开始便影响着僧侣的政治态度和处世之道，故我们可以说此标准之于佛教颇具双重意义—既支持了其发展，也加速了其变质。由此，我们可以说，僧格之历史标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向世俗社会之评判标准妥协的成分，而这又与佛教、佛寺及其僧侣因应整体性社会的关系直接化和信任获致人格化不无关系。因为，社会关系的直接化与信任获致的人格化，使僧侣不得不注重个体自我之形象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呈现。如此一来，来自社会的不重视组织的倾向在佛教及其佛寺内部得到了响应和落实。

      当然，教内教外对佛教组织的不重视并不完全意味着佛教组织的发展停滞和迅速衰微。事实上，‘以满足信仰需求为首要目的的民间佛教结社从佛教初入之魏晋到末法之明清一直不绝如缕。不过，作为佛教深入中国社会的有效路径，此类组织不仅从一开始便有传统私社的影子，而且自始至终均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还是在先秦时代，作为各级贵族领地的基层组织里或邑在每年春秋和岁末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社活动。所祭之“社”本指土地之神，一般以木或石作为神体用以祭祀。后人封土为坛，坛上或植树作为社主。《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幼因此，“社”也就很容易演为以祭社活动为中心的社会民间组织。到了汉代，虽然立社依然普遍，但民间对传统的祭社活动已有自由参加的倾向，祭社活动趋于私人化。在此基础上，人们在里社或邑社这一社会基层组织之外，又自愿结成属于民间社团性质的私社。.魏晋南北朝时期，私社得到了很大发展，并间有接纳佛教之相关仪式参与祭祀的。唐五代，佛寺和僧人或直接支持参与组织春秋二社的祭祀、或为之将佛寺献为聚会场所，以显示彼此认同加强。渐渐的，从事佛教活动的传统私社实际上已经成为佛教的外围组织。也正是在此从事佛教活动的过程中，不仅传统私社成员自身进一步受到佛教的熏染，同时佛教在民间的作用也得到了扩大二因此，我们说，这些源自民间信仰需求的自发性佛教组织不仅是佛教在世俗社会展开的重要方式，更是佛教走向社会民间的重要途径。这些组织的产生和存在，对彼时中国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具有不可低估的建设性意义。因为，正是这样的组织，在传统血缘和地缘的共同体之外，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共同体;而且，此共同体将民族、性别、家族乃至社会身份都不相同的人以信仰为取舍组织在一个具有同一目标的组织之中，并使之成为一个具有较强的自觉意识和合作意识的团体。不过，由于方方面面的条件限制，此种组织一直都没被很好的“组织”而一种具有相当的自发性。